原标题：呼唤普惠性托育服务 不负幼有所“托”

　　呵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实现“幼有所育”，既是家庭关心的大事，也是国家重大民生事项。但“生了娃没人带”“双职工带娃难”成为年轻人普遍面临的育儿难题。上海以立法破解托育难题，给“最柔软的群体”以坚实的托付，引起广泛关注。

　　2023年1月1日起，《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成为全国首部探索将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整合立法的地方性法规。在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看来，将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一体化立法，既规定了政府在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中的职责范围，也规定了学前教育和托育机构的场所、人员等标准和要求，这一创新立法具有启示价值和现实意义。

　　2017年，时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绮就开始密切关注托育服务发展问题，2017年上海市两会上，她提交了“0至3岁的幼托难题亟须在政府主导下解决”的提案；2018年全国两会上，她提交了“将学前教育费用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延伸至3岁以下”的提案；2019年全国两会上，黄绮委员继续提交了“建立与完善0至3岁公共托育顶层设计的法律及政策的建议”的提案。

　　2023年1月中旬召开的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托育话题同样是黄绮委员关注的重点。她建议，在落实好《条例》、完善公办托育机构建设的同时，注重鼓励发展价格亲民、设施完善的民营托育机构，特别要重视社区托育，鼓励发展全日制、半日制及小时制等灵活托育方式。

　　黄绮注意到，有些家长要求托育机构装摄像头，方便自己通过手机远程观看孩子的情况。她认为“这是家长没有安全感的体现，家长对托育机构的放心程度，取决于托育人员对孩子的负责程度”。

　　调研中，黄绮发现，多数家庭都很重视儿童的早期教养与开发，对托育服务的内容、时间、入托适合的年龄等有要求，选择托育服务时更关注服务质量（包括机构资质、教师与工作人员资质、机构硬件设施等）。

　　托育机构存在不少问题，“需求和资源难以匹配，家长需求不一，托育服务人员数量、质量双缺失；很多私营机构较难管理，一些非正规机构隐蔽、游离于相关部门的监管体系之外。”黄绮说。

　　针对当前托育服务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认为，可继续统筹优化整合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资源。在他看来，托育服务行业中机构类型众多、条件差别大，可通过有效监督引导机构按照标准规范执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入托孩子的安全，才能提高家庭对托育服务的信任感。

　　黄绮建议，解决“托育难”问题，还可根据家庭、社区的需求，分层分类设置不同托幼服务、不同托育模式的服务标准、准入门槛以及监管标准，借助机构、社区、企业等为家庭提供保育、教育、托育等多元化早期服务。

　　史毅分析说，目前托育机构的区位分布不均衡，多数城市的托育机构设立在距离社区较远的商业综合体，社区的服务设施符合托育机构建设标准的闲置空间资源较少，农村人口居住地相对分散，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导致农村办托育机构存在障碍。

　　“建议通过立法方式保障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免费享受托育、育儿指导等一系列服务。”史毅认为，如今的托育服务更多聚焦于城市家庭，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建立婴幼儿保育服务体系，他建议深入探索农村托育服务，密切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通过上门入户服务对监护人进行科学育儿培训。

　　在黄绮看来，生育后的养育、托育问题对身处职场的适婚年轻人来说尤为重要，目前婴幼儿入托难、入托贵与托育机构招生难、生存难现象并存。“若国家政策能优化解决‘托育难’问题，实现‘幼有善育’，对很多想生孩子但不敢生的年轻人，或许能提升其生育意愿。”黄绮说。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托育服务能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有助于提高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史毅提醒，大规模推行市场化托育服务，如果价格不在普通家庭可承受范围之内，可能反而会降低再生育意愿。

　　黄绮建议，有关部门应积极开展托育相关立法工作调研，深入系统思考儿童早期教育的发展方向，出台优惠倾斜政策，通过税收减免、教育津贴等鼓励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等一起兴办托幼服务机构，承担社会育儿责任。同时可在师范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加强托育人才建设。

　　记者 先藕洁 韩�r

(责编：郝孟佳、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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