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法国高等教育署举办一系列《法国欢迎你》在线讲座，旨在帮助中国学生顺利开启法国留学生活。那么，留学法国，到底需要做哪些准备？ 　　如何租到合适的房子 　　找到一处称心如意的住房对顺利开启留学生活至关重要。那么，对中国学子来说，如何才能寻找到合适的房源呢？首先，寻找房源的主要途径有三类：当地华人租房微信群、留学中介、海外租房机构。其次，在房源选择中，应考虑交通是否便利、地理位置是否安全等因素。如果住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安全系数。 　　值得一提的是，在确定租房前，要仔细阅读租房合同条款细则，以保证自身权益。 　　医疗机构怎么选 　　留学生身在异国他乡，医疗保险必不可少。 　　法国的医疗机构有公立医院、特约私立诊所、普通私立诊所等几种类型。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医疗质量的高低，而是在于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上的差异。公立医院和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特约私立诊所可以报销80%的就诊费用，而非特约的私立诊所只能报销10%左右。 　　此外，大学医务室是留学生就医相对便捷的选择，一般需要提前一到两个工作日进行电话预约。同时，大学医务室还提供医学健康体检、口腔诊断等医疗服务。 　　入境需提供哪些材料 　　2021年6月9日起，法国发布国际学生及科研学者入境新举措，新举措涉及的中国学生包括：注册2021-2022学年法国高校专业项目的学生、注册2021-2022学年法国语言培训学校项目的学生、接到法国高校入学口试/考试的学生、受科研机构/实验室邀请且必须赴法进行科研活动的学者及家属和子女。 　　赴法中国学生需要提供：72小时内的新冠核酸测性阴性证明或48小时内的新冠抗原检测阴性证明；个人声明――承诺没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症状，在出发前14天内没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患者，并且承诺到达法国后接受新冠核酸检测。这一声明同时证明旅行者承诺到达法国后遵守7天隔离的规定，并在隔离期满后再次进行新冠核酸检测；《国际破例出行证明》并填写赴法理由；可以证明赴法理由的一份或多份材料。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0-3岁入托率不足6％ 我的娃谁来带 　　7月21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介绍，全国现有0-3岁的婴幼儿4200万左右。据调查，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但现在的实际入托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很大。我们该如何面对1400万婴幼儿入托的刚需？特别是在三孩政策落地后，问题也许会变得更加严峻。（《光明日报》 7月27日） 　　比起生孩子，更令年轻父母烦心的是生完后谁来带的问题。在传统乡土社会，老人帮忙带孩子似乎是天经地义，但如此“约定俗成”的前提是子女与父母居住在一起，这为隔代照护提供了物理距离上的便利。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子女与父母往往不在同一处生活，这让老人帮忙带娃的成本大大增加。 　　再者，有些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意让老人“背井离乡”来带娃，一方面怕累着老人，耽误他们安享晚年；另一方面代际育儿理念也存在差异，担心老人溺爱孩子。前述两个原因还只是“甜蜜的烦恼”，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如若两边的老人都因种种原因无法帮忙带娃，那才真是让人“欲哭无泪”。 　　入托刚需在目前条件下也不是无法解决，途径无外乎三种，一是夫妻双方中某人辞职全职带娃，二是请月嫂照护，三是进入专业的托儿机构。但前两种代价太大，全职带娃几乎等于牺牲了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另一方的压力也会倍增；而聘请月嫂照护费用着实不低，往往不会低于夫妻一方的工资水平，且不少父母也会担心安全问题，毕竟偶发的伤童虐童案件足够让他们揪心。 　　而专业的托儿机构，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数量不多，当前0-3岁入托率不足6％，存在不小的缺口；二是价格不菲，据媒体报道，北京专门的托育机构收费约为7000元一个月，如果有户外活动场所，价格还将上浮3000元，达到一个月1万元。在上海、南京、成都等地，民办托育机构的收费标准，也保持在这个水平。可见，对于现有的托育机构，并非每个家庭都能消费得起。 　　当前，要想进一步落实“三孩”政策，提升生育意愿，就有必要尽快解决0-3岁阶段婴幼儿的照护问题。对此，最根本的还是要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把数量提上去、价格降下来、质量强起来，让有入托刚需的家庭能够放心将婴幼儿入托，又不至于增加太多的经济负担。 　　当前，3岁以后孩子的照护问题基本已经解决，无论是公办、民办幼儿园基本已实现全覆盖。但在许多地区，0-3岁孩子的托育服务还处于断档阶段。要想填补这一空白，可以借鉴大力发展幼儿园的模式，在政策、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更多鼓励性支持，吸引更多力量进入托育行业，不断增加普惠性托育机构的供给数量，解决供不应求的难题。 　　与此同时，也可以支持用人单位以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方式，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有条件的可向附近居民开放；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的幼儿等。 　　总之，生孩子、带孩子、养孩子看似是家庭个体私事，但其影响的生育意愿却是关乎国家人口结构的大事。因此，对于育儿期间遇到的相关难题与压力，政府、社会需展现出更多作为。入托刚需难以得到高质量满足，已成制约生育意愿的重要障碍，必须进一步扫清。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扩大职业院校生源供给 培养应用型人才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昨天继续召开，会议听取《关于本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到，本市现有中职学校99所，高职院校26所。截至2020年底，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12.93万人。目前，本市每年约有20%的高职毕业生可通过专升本考试和贯通培养项目升入普通本科学习。下一步，本市将扩大职业院校生源供给，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适度提高高职院校专升本比例，进一步畅通高职学生的升学通道。 　　《报告》给出一组数据，介绍本市职业教育基本情况：本市现有中职学校99所（中专29所、职业高中44所、技工院校26所），高职院校26所（公办高职17所、民办高职9所）。截至2020年底，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12.93万人（其中：中职6.71万人，高职6.22万人）。“十三五”期间，本市高职院校在校生规模相对稳定，中职学校在校生规模逐年下降。随着本地初中毕业生的增长，自2020年起，中职招生规模已开始小幅回升。 　　《报告》提到，目前，本市每年约有20%的高职毕业生可通过专升本考试和贯通培养项目升入普通本科学习，“学历天花板”问题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造成一定阻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需进一步健全。 　　《报告》介绍了推进本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举措。本市将扩大职业院校生源供给，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其中包括，结合本市实际，科学谋划北京职业教育发展，进一步调整院校结构，优化专业设置，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持续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适当扩大生源供给，稳定高中阶段职普招生比例，在人才紧缺专业面向河北和周边地区适当扩大招生计划，增加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能力。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要求，做好职业院校区域布局，涵养优质职教资源，应对本地生源数量回升后的学位需求。加强统筹管理，促进部门之间和校际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交流合作，努力推动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之间实现“学历互通、证书互认”。 　　此外，本市将完善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加快应用型人才培养。具体来说，根据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中职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吸引力。适度提高高职院校专升本比例，进一步畅通高职学生的升学通道。按照市属本科高校分类发展的要求，与应用型大学建设相结合，在国家“双高校”的高水平专业探索开展职业本科试点，完善应用型大学的专业硕士培养工作。同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校企双主体育人。鼓励企业兴办职业教育，与职业院校合办职业教育。支持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加大学生到企业培养培训的力度等。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由2700余名研究生组成的214个实践支队，在这个暑假分赴全国30个省份参加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 去一线，干攻坚克难的事情 在2019年，清华大学共组织1689名研究生奔赴海内外开展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攻坚课题1000余项，申报专利近90项。今年，又有近3000名博士生到达实践岗位，参与到“卡脖子”技术攻关、高精技术研发和基层治理研究等项目中，冲在了攻坚克难的第一线。 湖南长沙实践支队张文钰参与“先进陶瓷焊接焊料研究与制备”项目。学校供图 去一线，悟为民服务的初心 今年清华大学共指导127个符合条件的实践支队设立临时党支部，依托“行走的党支部”，引领全体实践同学开展党史学习，深入基层一线认识国情、社情。 7月1日当天，各支队临时党支部纷纷组织集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并展开了热烈讨论。舟山支队徐惠平同学说：“无数党员舍身忘我、前赴后继，让中国百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为生长在和平繁荣的新中国而自豪，为中国共产党获得的杰出成绩而自豪，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党员参与建设祖国而自豪！” 浙江舟山实践支队临时党支部组织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学校供图 学校和各实践基地也高度重视在实践支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自清华大学各院系和部门的52名一线教师作为实践支队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开展课题研究之余，开展“走一路，学一路，讲一路”师生联合“四史”宣讲与实践活动。 去一线，去祖国需要的地方 1984年以来，清华大学走在全国高校队伍前列，率先选派部分在校研究生赴基层企事业单位进行社会实践，并逐步将社会实践作为必修课程纳入研究生的培养体系。经过三十余年的实践与探索，一个系统完善、体制高效、特点鲜明的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体系已然建立起来。 目前，清华大学已经建立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48个必修实践基地，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 (责编：陈畅（实习生）、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83.5%受访家长期待禁止不健康食品进校园 　　青少年的食品营养和健康工作始终牵动人心。近日，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印发《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指南明确，“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虽然指南不具有强制性，但依然引发了公众对于校园内食品健康和安全的关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于近日对1535名受访者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97.2%的受访者感觉现在青少年吃不健康食品的现象普遍，83.5%的受访学生家长希望禁止各种不健康食品进校园。 　　97.2%的受访者感觉现在青少年吃不健康食品的现象普遍 　　李丹是湖北荆州一名小学生的母亲。她感觉，现在孩子不健康食品吃得都挺多的。“家长都宠孩子，孩子要什么吃的肯定都会买，而且孩子自己也有不少零花钱”。 　　在北京从事销售工作的王华（化名），儿子正在上初一。王华家在一所中学附近。放学时间，她经常能看见这些初高中的孩子，三五成群，在学校不远处的小超市买了饮料之类，边喝边结伴回家。“我看他们手里拿的饮料，很少有矿泉水，大多是奶茶和碳酸饮料。这么大的孩子都有零花钱了，同学一起买，家长确实也没啥办法”。 　　调查显示，97.2%的受访者感觉现在青少年吃不健康食品的现象普遍。 　　吕道贤是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龙泉中心学校分管安全卫生工作的副校长。据她观察，学生吃不健康食品的现象很普遍。她所在的学校，小卖部只出售学习用品和矿泉水，不售卖不健康食品，但没办法完全禁止学生将不健康食品带进校园。“校园外小卖部出售的食品我们没办法管控，学生也很容易接触到”。 　　调查中，85.7%的受访者觉得青少年吃的不健康食品主要来自青少年校外购买，39.5%的受访者认为主要来自青少年校内购买，29.5%的受访者认为主要来自家人购买。 　　湖北十堰的刘仁学，目前外孙女正在读小学。他感觉，外孙女不健康食品吃得不算多。但他也坦言，有时候接孩子路过学校门口小卖部，孩子会主动要，自己心疼孩子，时不时会给她买一次。 　　李丹认为，孩子自己肯定是没办法把控食品安全的，年纪小的孩子买零食就看个样子、香味。她会教女儿看生产日期等相关信息，尤其在小卖部小超市买零食，更要多注意一下。 　　83.5%的受访学生家长希望禁止各种不健康食品进校园 　　尽管只有39.5%的受访者感觉青少年吃的不健康食品主要来自校内购买，但受访者依然认为，保障青少年的食品营养和健康，校园是重要的一环。调查中，74.9%的受访者希望禁止各种不健康食品进校园，在身份为学生家长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更高，为83.5%。 　　卢晓涵是河北省廊坊九中的一名初二学生，她明确反对各种不健康食品进校园。“不健康食品对于我们这个年龄诱惑力还是蛮大的，还容易影响听课。” 　　在海南省冲坡中学读初二的张晓蕾（化名），也不希望不健康食品进校园，因为确实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 　　王华觉得，应该坚决杜绝不健康食品进入校园。虽然家里很注意，但如果孩子在校内吃了其他孩子带去的不健康食品，感觉有滋有味，之后肯定也会想吃。对这个年龄的孩子，同伴的影响要比家长大。 　　吕道贤坚决赞成禁止各种不健康食品进校园。“我们学校给学生提供营养餐，学生中午不回家，有老师监管。为了防止食物中毒，难以追溯食物源头，我们是不允许不健康食品进校园的”。 　　79.9%受访者建议提高食堂饭菜质量 　　对于推动学生营养与健康工作，受访者有什么建议？调查显示，79.9%的受访者建议提高食堂饭菜质量，丰富品种，76.4%的受访者建议学校严格把关校内小卖部或超市售卖的食品。 　　王华希望学校进一步改善食堂的伙食。她的儿子目前上初中，早饭和中饭都在学校吃，“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容易饿。如果食堂味道和营养都能兼顾，孩子愿意吃，吃得多吃得饱，自然就会少吃零食。但目前看，能做到这一点的学校食堂还不是那么多”。 　　吕道贤校长也认为，在校内，食堂在学生的餐饮方面可以替代小卖部，她所在学校的食堂，营养餐能够满足学生吃饱吃好吃健康。 　　但接受采访的两名中学生则有不同的看法。 　　卢晓涵认为，食堂主要还是供应饭菜，是主食。小卖部更多是售卖零食。两者不可替代。 　　张晓蕾也感觉，食堂不能完全替代小卖部的功能，因为食堂的开放有时间限制，不是随时都能买到的。 　　此外，48.0%的受访者建议给学生进行课间加餐，43.8%的受访者期待开设营养健康相关课程，36.7%的受访者认为要禁止学生自带零食进入校园。 　　李丹建议，学校和家庭都要从小就教给孩子饮食均衡和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同时，如果学校允许，很多家长会愿意自己给孩子准备健康食品。 　　对于搞好学生营养与健康工作，吕道贤认为，不单是吃的问题。她认为，在学生吃好吃饱的基础上，还要科学布置作业，保证学生的充足睡眠。开足开齐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大课间活动。在她看来，要真正做到促进学生营养与健康，必须多部门联动，加大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还给学生一片净土。 　　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77.9%是学生家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洁言 实习生 顾鑫凤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如何为高原孩子撑起一片健康的蓝天 　　董家鸿（左二）走出手术室，等候多时的旦正措（左一）赶紧上前，与董爷爷拥抱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活动现场，福利学校的孩子们将亲手制作的石头画送给成长营的小老师们。受访者供图 　　谭舒倩（中）正在与福利学校的孩子们进行互动问答。受访者供图 　　“得了包虫病就是得了‘虫癌’，太可怕了”“我以后再也不吃生肉、喝生水了”……7月9日下午，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道扎福利学校体育馆内开展了一堂特殊的公益课，学生是该校300余名孤儿，老师是城里来的6个平均年龄仅18岁的志愿者。 　　“这次小手拉小手的活动形式是偶然，也是日后的必然。”作为这堂公益课的“幕后导演”，“同心・共铸中国心”青海果洛行公益活动总策划曹维介绍说，高原地区教育资源、卫生条件等相对匮乏，如果能够建立起城市与高原孩子小手拉小手的长期协作关系，未来，孩子可以拉起大手，成为家长的“指南针”。 　　果洛道扎福利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土灯尼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学校里有超过10%的学生父母因包虫病去世，“孩子们的健康教育任重而道远”。他盼望着，能有更多的外援力量，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健康的蓝天。 　　“董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月8日，得知自己的恩人董爷爷再次来到果洛州进行公益手术，道扎福利学校的学生旦正措在草原采了一大把野花，早早地等在手术室外。 　　当做完14台手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从手术室走出来，旦正措赶紧上前，与董爷爷拥抱。 　　2017年，旦正措被确诊为肝包虫晚期：囊性包虫病Ⅰ型，生长活跃度最高的一种，已经侵犯了门静脉、胆管等器官，核心瘤体又位于肝门的要害处。“她当时是当地最严重的病例之一。”土灯尼玛回忆说，在辗转果洛州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后，旦正措均未迎来好消息，“情绪一度十分低迷”。 　　肝包虫病又称棘球蚴病，是青藏高原地区较常见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致使当地部分农牧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旦正措的母亲就是因肝包虫病去世。 　　当年7月，董家鸿抵达果洛州指导包虫病防治工作。在了解旦正措的病情后，他决定为旦正措做手术，清除“虫癌”。 　　旦正措是孤儿，谁来为她签手术知情同意书？土灯尼玛联系到她的舅舅、舅妈，但受传统观念影响，他们不愿意让旦正措接受手术，也不相信她能活下来。在反复沟通劝导下，舅舅、舅妈才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这场手术犹如将一棵根系发达的“大树”连根拔起，需要彻底清除病灶。在长达7个多小时的手术中，董家鸿精准地切除了旦正措体内直径近9厘米的瘤体，这在医疗条件受限的青海基层，实属不易。 　　如今4年过去了，旦正措至今没有任何复发的迹象，性格也变得乐观活泼。那次手术后，旦正措也成为董家鸿的牵挂，每次出差经过果洛，他都会特地绕到福利学校去看她，还委托别人送去慰问金。 　　“董院士为我们搭建了与包虫病决战的桥梁。”土灯尼玛说，2017年之前，他们几乎对包虫病一无所知，从没想过这样的病可以治愈。 　　从2016年开始，董家鸿开始带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疗团队与青海大学、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等单位对口合作，深入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高海拔包虫病感染重灾区进行医疗帮扶和健康宣教，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孩子认识包虫病，远离包虫病。 　　“感谢董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今我也是包虫病知识达人了。”旦正措说。 　　“如果我早知道这些知识，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了” 　　“大家知道肝脏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吗？”“肝脏的功能是什么呢？”……7月9日的公益课堂上，300余名孩子争先抢答，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给孩子上课的6名小老师都来自“同心・共铸中国心”青海果洛行成长营公益项目，均是志愿者子女，平均年龄18岁。 　　接到讲课的任务后，14岁的成长营队长朱健铭便带领小队员分组备战，恶补包虫病知识，制作PPT。为了方便福利学校的同学们理解，他们还把PPT上的内容全部附上藏文。 　　活动现场，23岁的成长营小老师谭舒倩震惊了，孩子们日常使用的公共卫生间连最基本的水龙头、冲水设施都没有。面对孩子们渴望的眼神，谭舒倩告诉他们，“包虫病完全可防可治”，关键是要从观念上正确认识它，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谭舒倩发现，福利学校的同学们对包虫病这类传染病的认知大多只停留在知道，而对该病的预防和传染途径一无所知。“这里的卫生环境和健康教育远比想象中薄弱。” 　　“掌心对掌心；手心压手背；十指交叉摩；手握关节搓……”学习完包虫病常识后，朱健铭一行人开始带同学们学习七步洗手法，并为他们送上了热乎乎的果洛汤、同心皂和包虫病科普手册。 　　活动结束后，果洛道扎福利学校13岁的卓玛（化名）偷偷地拉住了记者的衣襟问道：“如果我早些知道关于包虫病的知识，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了？” 　　2017年，卓玛的母亲因包虫病去世，年仅9岁的她成了孤儿。可卓玛并不知道什么是包虫病，她只知道，“爸爸妈妈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离开的”。2018年，在当地的推荐下，卓玛来到果洛道扎福利学校读书，成为土灯尼玛的“女儿”。 　　土灯尼玛介绍，自2017年起，学校每周都会开展一次健康教育课，每学期也会进行2-3次的全身体检。在本次“同心・共铸中国心”青海果洛行公益活动中，果洛道扎福利学校仅存的两名包虫病患儿，已全部手术成功。 　　“很幸运在果洛州福利学校感受了一把小老师初体验，每一张可爱的小脸都挂着两朵高原红，每一个小朋友都清澈得像天使一样。回馈是一件多么多么幸福的事情！”7月9日晚，谭舒倩在微信朋友圈动情地写道。 　　如何补齐高原地区青少年健康教育短板 　　“高原地区常见病慢性病防治的重点是关注当地群众生活方式产生的疾病及影响因素。”北京社区健康促进会会长吴永浩常年关注高原地区青少年健康情况，在他看来，受地域影响，高原的孩子获得健康科普知识渠道窄、资源少，健康素养水平低，这些都成为健康教育工作的薄弱点和短板。 　　“高原地区青少年健康教育面临的普遍问题说到底就是内容、渠道和人的问题。”曹维认为，福利学校的孩子接受能力和接受方法与城市孩子不同，所以在内容选择上需差异化处理，要为孩子们专门选择符合他们特点的内容进行编制、传授。在渠道方面，除了学校常规教育外，尽可能借助公益的力量去表达，形成事件效应、节日效应，让孩子在特殊的氛围下有所学习、有所收获。 　　吴永浩建议，在生活中，孩子们应注意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避免吃生冷未加工的牛羊肉、高盐食物，同时避免长期居住在潮湿环境。 　　此外，高原地区长期缺氧，易发心脑血管和消化系统疾病，要避免过量剧烈活动和受凉。“只有加强居民自身健康素养，才能提高高原地区健康生活水平。”吴永浩说。（见习记者 韩�r）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研考隔离考场的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7月27日，27岁的刘殿林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大连外国语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这份通知书来得殊为不易：去年，包括他在内，304名考生在大连市金普新区的隔离考点参加了考试。 　　2020年12月21日，距离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仅剩5天，刘殿林家所在的金普新区就封闭了。而他原定的考点在大连市甘井子区。 　　刘殿林“整个人懵了”，担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参加考试。尽管第二天得到通知，他可以走特殊通道去甘井子区考试，但他担心跨区会增加疫情风险，也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最终确定的方案是不用跨区，刘殿林可以在金普新区高级中学参考，并在考试前一天乘坐专用大巴车到一家国际酒店入住。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2021年研考期间，全国设立了2万余个备用隔离考场，最终5000余名考生在备用隔离考场中参加了考试，各地还为受疫情管控影响的1万余名考生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考试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第一次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正面遭遇’。”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在大连市高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招生工作部部长王纪说。 　　面临着疫情防控和考试安全的双重挑战，“和往年不一样，我们和狡猾的病毒打了一场正面遭遇战，注定会非常艰苦。”王纪回忆，考研关乎考生切身利益和前途，绝对不能因疫情而耽搁，要确保实现“应考尽考”。 　　直面这场与病毒的正面遭遇战的，除了广大考生，还有广大的研招工作人员。以大连为例，大连市报考人数34848人，全市共设立考区7个，考点54个，考场1501个。 　　让王纪印象深刻的是五个全国首次出现：首次出现无症状感染者负压病房考试、首次出现密切接触者转运考试、首次出现控制区域内考生群体迁移考试、首次出现考前两天大规模调整考务安排、首次出现密切接触者监考员集中隔离并成立临时党支部。 　　“在考前反复推研，每一种类型都提前设计好一套工作流程。力争绝不让任何一个考生掉队。”王纪表示。 　　刘殿林回忆，考场安排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尽管监考老师穿着防护服走路都挺费劲，但还努力安慰考生要以平常心应考。 　　要面对疫情大考的不仅仅是大连。 　　2020年12月初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四川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进入战时状态，制定《2021年研招考试疫情防控考务及有关工作应急预案》，从考生流动原则、考生进入考点管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单（证明）要求、对不适合参加考试考生的解释、谢绝家人或亲朋陪同参考、考点学校应给予的服务、增加卫健疾控专业人员、舆情监控等13个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要求，为考试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针对疫情防控形势，紧急新增吐鲁番市高昌区研考点，最终，确认200余名高昌区考生就地参加考试。 　　当地按照每个考场20人标准精细编排考场，协调紧急加印考生统考科目试卷，细致分拣自命题科目试卷，选派专人押运试卷运抵高昌区并加强考务组织蹲点指导。这200余名考生考前集中管理、统一食宿，考中点对点送考，全程封闭管理，考后逐人送回。 　　每一个人的“考场”，是一群人的“战场”。在考试顺利进行的背后，是教育部门加强精准防控，确保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的默默付出。 　　在国家各类教育考试中，研考的考务管理较为复杂：考生一般考四科，前两科是国家公共课，后两科多是高校自命题。“考前，招办工作人员按照考生考场座位表，把考生试卷按照考号精确排好顺序，并至少核查三遍。在12月20日之前，各区招办几乎已把高校自命题试卷按照考场和考点分好了。”王纪说。 　　可是，疫情的变化将所有安排几乎全部打乱。这就需要在已经分好的考点考场里面，把这学生的所有的试卷一本一本地抽出来，给他们按考场编号重新给他们再安排试卷――每个考生考卷内容不一样，如果抽错了一张试卷，那就影响的是两个考生。 　　大连市、区招生办全体工作人员争分多秒，和时间赛跑，直到考前一天的凌晨，将1400余名考生的1119本国家公共课试卷和2073张高校自命题试卷重新进行抽取、清点、分拨、核对，无一差错。 　　“这个特殊时期的最为特殊的一名考生”的通知书则来得更为不易。 　　2020年12月26日，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第一天，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出现了一间特殊的考场备受社会关注，一名正在接受隔离治疗的无症状感染者在专门的负压病房里完成了研考首日的答卷。这也是全国首个新冠肺炎感染者参加的考试。 　　尽管曾经遭遇过一些曲折，但这名考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还是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是这名考生个人成就了自己，更是整个社会成就了像这名考生一样的奋斗者。”辽宁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部副部长阎迪说。（记者 王晨）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夺刀少年”再交新答卷 　　2020年夏，易政勇帮贫困户挖红薯。受访者供图 　　摩托车缓慢地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进村土路上，一不留神，车轮打滑，连人带车一起倒在了路边。差不多半年时间，易政勇进村出村都需要这样地小心翼翼。 　　2019年4月，在宜春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发投公司”）工作的易政勇主动请缨，成为了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带溪乡红群村的一名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在红群村很少有人知道，易政勇就是当初那两个备受关注的夺刀少年之一：2014年5月，在江西省宜春市开往袁州区金瑞镇的一辆公交车上，一名男子突然持刀疯狂砍向乘客，宜春三中高三学生柳艳兵、易政勇不顾自身伤势，冲向歹徒奋勇夺刀。事后，两人皆因伤势过重，错过当年高考。 　　易政勇当时便失血昏迷，后背留下两道缝了百余针的伤疤。见义勇为的故事传开后，教育部研究决定：待俩人身体康复后组织单独考试，圆他们的大学梦。 　　江西财经大学向易政勇伸出橄榄枝，给他减免了4年学杂费，还将当年学校发出的首份本科录取通知书送到他手中。 　　大学4年期间，易政勇总围着“公益”转。 　　“吃鸡游戏”大火时，他也赶了一趟潮流。玩过两盘后，易政勇说：“很无聊，完全提不起兴趣，简直浪费生命。”相比之下，把自己泡在图书馆里，做公益，更让他觉得充实。 　　去图书馆、敬老院做义工，给贫困学子义务辅导功课。平日里，他给自己买几十元一件的衣服，去食堂吃饭，经常点两个素菜简单对付一餐。可一听哪里需要捐助，一捐就是几百元。这些钱是他从本就不多的生活费里省出来的。“日子怎么节省就怎么过，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捐给有需要的人。” 　　2018年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毕业时，站在人生的新的十字路口，易政勇和未来的自己约定：“趁着年轻，要去基层发光发热”。 　　就这样，易政勇来到了省级深度贫困村――红群村，村里有贫困户37户124人。过去，通往县城的泥巴路仅容得下两辆小车通过，村民进出不便，把红群村困在大山里。 　　插秧、异地扶贫搬迁、推销农产品、上门送教……这名90后把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到红群村的第一个月，易政勇有27天都待在村里。回公司看望同事，对方都惊讶，“平日里一个白净的小伙子，下村一个月，竟黑成这样？” 　　刚入村时，为了尽快熟悉村务和贫困户家庭情况，易政勇一有时间就拉着村支书赖风田挨家挨户走访村民，摸清家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一些贫困户在新房子里待上几天，又偷偷溜回老房子住，易政勇只能一趟一趟不厌其烦地上门做思想工作。 　　一些村民从山腰搬到山脚，住处离菜地远，种菜不方便，易政勇和村干部几人商量后，租了两亩地，在村民家门口开辟了小菜园。 　　易政勇大多数周末都扎在村里，每个季度的考勤天数都远远超过了50天。 　　路难走、环境差，是红群村留给易政勇的第一印象。放眼望去，地上到处是零食包装袋、烟蒂、纸盒和瓜果皮，村民乱扔乱放现象十分普遍。 　　从改变村容村貌入手，易政勇组建了红群村第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他自掏腰包从网上订购了十几件红马甲，发动村民每月两次，前往街道、河边大扫除，易政勇认为，“村民主动参与其中，环保意识自然就提高了。” 　　一开始，村民的参与度极低，“大家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愿意多干一分”，易政勇凭着一腔热情，一边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作，一边带着少数几个村民，撸起袖子干了起来。 　　服务队队员们第一次“上岗”，就起了个大早。从清理杂草、沙堆，捡垃圾入手，一个上午的垃圾装满了6个垃圾车，队员们个个大汗淋漓。在村子的变化面前，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这支队伍。村子人居环境改善了，易政勇也渐渐和村民们打成一片。 　　如今，村民们都亲切地称呼易政勇为“小易”。“小易”义务做起了村里的推销员，哪家蜂蜜、土鸡蛋、果蔬、茶叶滞销，他都会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微信群，靠着这样的“土办法”帮村民打开销路。还发动爱心企业家和身边的亲戚朋友给村里的贫困户捐赠衣物。 　　帮扶对象谢金生的妻子因病去世，上六年级的女儿寄宿在隔壁乡镇的外公外婆家，每个周末，易政勇都会往白色帆布袋里装上几本书，跨上摩托车，骑行二十几公里上门给她辅导功课。 　　在易政勇的鼓励下，贫困户唐益莲重新拾起剪发手艺。因手部残疾，唐益莲的理发店开张后，一直门可罗雀，生意冷清。易政勇知道后经常约着几个村干部一起到店照顾她生意，还发动村民去光顾她生意。村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落成后，唐益莲当上了村里的图书管理员，整理书籍、打扫卫生，每天都笑逐颜开。 　　2019年，经过调研，由易政勇建议，宜春发投公司投入25万元帮扶资金，帮助红群村创建了果蔬基地。 　　村里的土地经过流转，5亩地种西瓜和长豆角，45亩种甜心柚，20亩种香椿，西瓜上市的季节，易政勇和赖风田把县里的超市跑了个遍，一家家上门推销，打开销路，还拉着车去街上卖。 　　产业发展了，村民去基地务工，按天结算工资，每年能增收3000元。待到果蔬挂果上市，村里还给村民分红。 　　易政勇避而不谈“夺刀少年”这个特殊的身份，有时身边朋友提起，他会有意岔开话题。对易政勇来说，“那是过去的自己，人应该活在当下，做好当下的事。”（记者 陈卓琼）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三无”校外培训机构包围一些中小学 　　部分培训机构应对检查。（督导组供图） 　　近期，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16个国家督查组对全国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落实“五项管理”（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管理）情况进行实地督导。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随第13督导检查组在贵州、云南两省实地督查时，看到这样的场景： 　　密密麻麻的招生海报、颇具诱惑力的宣传标语，在贵州省安顺市实验学校对面的小区里，围墙上张贴的大量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引人注目。 　　实际情况却与宣传不完全符合――不少机构不仅硬件设施差，甚至还处于“三无”状态：无办学许可证、无营业执照、无法核验教师资格。 　　在该小区3楼一家名为黔程教育的校外培训机构中，经营人陈某租用了同一楼层的两套民房，一套做教室，一套做托管中心。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到访时，教室里只有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为孩子辅导作业。陈某说，这位老人是退休教师，但未提供相关资格证书。 　　当作托管中心的那套民房环境也十分简陋：两个卧室各放有两张高低床，床铺凌乱，地面没有清扫整理，随意堆放着一些杂物，没有任何消防设施，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督导组成员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抽查的部分校外培训机构中。在毗邻多所中小学的一个社区里，就有居民反映，小区里存在租用民房开办学科辅导班的现象。 　　经督导组走访核实，该机构无证、无照，未公布收费标准，辅导对象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当时，有3名学生正在做课后作业。该机构负责人表示，机构暑假班的名额已经被全部预定，如若报名，要在新学期开学后。 　　此前，尽管相关部门针对校外培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生意依旧火爆。相应地，一些家长的依然焦虑：担心不给孩子报个培训班，孩子就是在虚度时间，会立马被赶超。 　　督导组在贵州省安顺市实验学校初中年级随机抽查填写问卷的55名家长中，有18名家长为孩子报了校外学科培训班。 　　在访谈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得知，在许多校长、教师、家长心中，“向‘刻苦’学习要成绩”的想法在当地比较普遍。特别是部分贫困地区的家长提到，不少校外培训机构的“花样宣传”，加重了他们的焦虑。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在校外培训机构，希望能提高成绩。 　　然而，受限于经济等诸多因素，在督导组此次明察暗访的安顺市、曲靖市，大多校外培训机构规模较小，做不到运营标准化和教学标准化。 　　以安顺市教育局2020年公布的该市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为例，上榜的114家白名单培训机构中，超过7成为中小学学科培训机构，且仅有4家机构举办者属性为企业。51家黑名单机构则均为学科类培训机构，被拉黑原因主要包括证照不齐全、超范围经营、基础设施条件差等。 　　在今年1月，曲靖市沾益区也将23家教育培训机构列入“黑名单”，原因均为证照不全。 　　这与督导组的观察一致：有的机构有照无证，有的机构办学资格证已经过期，有的机构使用其他机构证照，还有营业执照注明“正常营业范围应是教育咨询服务、销售办公用品等。不能涵盖办学、培训及举办托幼机构”的机构，实际上开展培训和托管服务。 　　而自行印制教辅、布置家庭作业、要求学生利用微信群进行作业打卡、超纲辅导、超时培训等现象也被屡屡发现。 　　更让督导组感到诧异的是，个别机构还存在应付督导检查的情况。 　　位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的学思教育按要求将办学资格、收费标准等资料进行了公示，但当督导组成员在进行暗访时，以“孩子需要报班”为由进一步问询，工作人员又拿出另一张价格表。原本公示为208元每节课的课程变为四个收费段，且首次至少需要购买50个课时。 　　而曲靖市麒麟区另一家名为“金诺教育”的机构则在督导组抵达前下发通知，要求隐藏学生名册、签字本、课本、试卷等资料，同时暂停线上打卡活动，隐瞒组织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成绩排名、超纲培训等信息。 　　在督导组召开的相关座谈会上，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获悉，伴随教育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近年来，贵州、云南两省重点关注校外培训机构合法经营、安全保障、教学安排、师资队伍、收费规范等管理制度和办学行为，出台了一系列严控措施。与此同时，助推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逐渐走向常态化、规范化，以解决家长燃眉之急。各基层学校也有序推进，通过各具特色的课后辅导挖掘学生成长潜力。 　　但校外培训机构要在短时间内步入“正轨”尚有一定难度，是落实“五项管理”的肠梗阻塞。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责任督学张学昆指出，培训机构的作业布置量可能比较难以管控。深层原因在于校外培训机构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但市场需求突出。 　　另一位责任督学张艳表示，校外培训机构特别是语言类培训机构利用手机布置和完成作业的界定有困难。 　　对于线上培训机构的管控更是难上加难，此次督查组带来的贵州省有关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学霸君”携款逃逸有30多条群众举报信息，有人甚至被骗数万元，但当地的相关职能部门均未掌握该线索。 　　督导组成员分析，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接受申请办理营业执照，教育部门负责办学许可证资质审批，证在前，照在后，而公安部门、消防部门、街道办事处也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目前情况看，各部门有联合执法机制，但合作机制时紧时松，在个别阶段，其他部门存在配合不密切、履责不积极、监管有漏洞等情况，一定程度上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效果产生不良影响。 　　对于以上问题，参与座谈的一些专家建议，必须形成家校合力。校内，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方式，严格精简作业，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同时，积极开展各种育人活动，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校外，要引导家长转变“唯分数论”的思想，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思维习惯与学习品质；相关部门也要结合各校实际情况，引导其把握工作节奏，注重工作的长期性、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效果，多听取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意见，逐步细化完善措施，稳健推进五项管理落实到位。（记者 王豪）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潘国民的60载辞书情缘 潘国民 1950年，年仅17岁的潘国民考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4年后，作为新中国早期培养的俄语研究生。潘国民决定留校任教，并开始词典编写工作。六十载光阴流转，年过古稀的潘国民守着他的“痴心”，笔耕不辍，一心扑在辞书事业上，终于在他在82岁高龄时完成了被誉为“旷世巨典，词林丰碑”的《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潘国民几十载如一日的历史责任感、甘心奉献的高尚品质和一丝不苟的敬业操守，彰显的正是涵养时代气质的工匠精神。 结缘辞书，坚守岗位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俄汉词典编纂事业的萌芽孕育在黑龙江大学。潘国民、李锡胤等教师，在时任黑龙江大学校长赵洵的带领下开始了词典编纂工作。由于当时俄汉工具书十分匮乏，俄语教学又确实有迫切的实际需求，老校长赵洵准备在苏侨教师留下的部分语料基础上，牵头编一本主要用于教学的《俄汉搭配词典》。很多人都知道编词典工作苦，身份上又属于教辅人员，不太愿意去编词典，而是更愿意在俄语教学工作的第一线。 “我去吧。”潘国民几乎没有犹豫，毅然接过了学校交给他的词典编写任务。3年来，潘国民在编译室“摸爬滚打”：“当时没有学过编词典，完全是和大家一起摸索，确实非常痛苦，从不会编词典到会编，可以说是一个经历多次失败才成功的过程。”潘国民回忆，他“好不容易才编完第一部词典《俄汉搭配词典》”。 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组建好的25人《俄汉详解词典》编写队伍因“下乡办学”被迫解散，词典编写工作因此中断。老校长赵洵向上级求助，申请重新组建队伍，恢复词典编写工作。1964年，潘国民便被抽调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语言研究所，跟随老校长赵洵继续编词典。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2年后，老校长赵洵蒙冤入狱，编写工作再次被迫中断。但潘国民编词典的心仍未动摇。他曾回忆道：“当时我编写的《俄语常用动词例解》，编书经费自理，可谓是自己油印、自己装订。” 1985年，潘国民在《苏联百科词典》交稿后，提出要再编大词典，在得到了老搭档李锡胤“编大词典，算我一个”的口头承诺后，向老校长赵洵写信汇报了继续编写《俄汉详解大词典》的想法，他知道，这部词典正是老校长赵洵几十年来未实现的心愿。潘国民曾回忆当时的情形：“50年代俄语辉煌时的一代人正陆续离退休，短期不会再有那么多从事俄语词典编纂数十年的人，我们这些人有责任留点东西给后人，不然太可惜了，对国家也是损失。” 就这样，已望七高龄的老校长赵洵带着潘国民、李锡胤立即拉班子、组队伍，立项目、筹经费，克服层层困难，找到多方帮助，才得以使词典编写工作顺利进行。1988年，时任《俄汉详解大词典》编委会主任的赵洵曾感叹说：“我在和死神赛跑，我希望在死神到来之前把这个四卷本编完”，“如果我看不到词典，请把词典放在我的遗像前。” 信守承诺，坚定执着 老校长赵洵没能等到她为之奋斗30多年的大词典出版。1988年12月14日，赵洵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离世前，她的桌子上摆放着的，正是那本编写中的大词典书稿。作为赵洵的学生、战友，潘国民、李锡胤等黑大辞书人下决心要完成老校长未竞的事业。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潘国民曾在词典编写总结中写道：“我永远无法忘记老校长生前的嘱托，永远记得当年的那个场景，所以，我为了老校长的这句嘱托，我许下了我的一生，举全家之力来编写这部大词典，这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生命。” 在老校长赵洵逝世10年后的1998年，经历了40年编纂时光的《俄汉详解大词典》终于问世，成为当时国内收词最多的一部双语工具书。《俄汉详解大词典》出版后曾被赠送给访问我国的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语言研究所所长维・宋采夫赞誉这部词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的大事，是中国俄语学家的巨大成就。 辞书事业没有终点，《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就是对这“永不停歇的奋斗”最好的印证。2005年，商务印书局提出要修订增订《俄汉详解大词典》的想法，已72岁高龄的潘国民决定重新启程，他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对之前编纂的《俄汉详解大词典》再进行一次修订。潘国民笃定地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编词典的心还是没有死。”他把陈叔琪、郑述谱、李蕴真等中国俄汉双解词典编纂领域的专家重新召集到一起，一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词典编写团队再次组成。 午夜一灯，晓窗千字。潘国民一丝不苟地戴着老花镜伏案，在以吨计的“故纸堆”中去粗取精，搜寻释义。而这一干，就是10年。潘国民在《修订增订通报（第一期）》中写道：“我们年老体衰、行动不便，遇事不便开会商量，只能电话沟通，不得不便宜行事。”就这样，潘国民以电话和情况通报的形式组织大家启动词典修订增订工作。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编纂者来说，编词典是苦工，要经过“编、校、定、审、读”多个步骤。《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四卷本）编纂工作的最后一期简报中这样写着：“编者在交稿前曾做过5次全面加工。交稿后，编辑部做3次加工。退改后配合编辑部，编者又要过3遍手。”“过一遍手”是在辞书编纂中经常用到的术语，即编者按照编纂细则的要求认真细致地通读、通查全篇。2000余万字的书稿“过一遍手”是什么概念？常人也许只能估算，但却无法真切体会。在潘国民的《校对意见》手稿中有一封写给陈叔琪的信，信中说：“我花了将近9天的时间校完了K字母。原来750页，现在767页，增加了17页，合8页半……”大词典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中完成。 老骥伏枥，痴心不改 在词典的编写过程中，潘国民曾说：“词条与人一样，过肥不好看，过瘦也不好看，总是匀称好看。过深不好，过浅也不好，总是适中的好。”“定稿时，拿起一个词条，常有面对一盆盆景之感，去掉重复的、不典型的、艰涩的，常有修枝、清除败叶之感。最后这盆盆景变美了，达到了目的。”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潘国民在词典的编写工作中不懈地努力着。“求词典真义、为读者所需。”在这10年中，潘国民在书桌的方寸天地辛勤耕耘，几次生病住院都没有停歇词典的编写。在词典的编写过程中，他得到了两个女儿潘红梅、潘枫红的大力支持，她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投入到父亲的辞书事业中，承担了录入、排版、改版等方面的工作，陪着父亲为词典的编写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经历了10年的编纂，《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终于得以正式出版。新编成的词典收词量达到30万，总字数达到2700万字，共计7594页，成为中国迄今为止收词最全、篇幅最大的俄语词典，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双语词典之一，再次创造了辞书编纂史上的奇迹。词典中5.4万个新增词及对原有词新义、新用法的增补，占全书篇幅的16%，与时俱进地反映出近20年俄语变化发展的新面貌和新成就。词典博采俄苏与英美词典之长，熔语词与百科于一炉，其收词量大而广，创国内俄汉工具书收词之最。 在60年的词典编写中，潘国民始终奋战在词典编写工作的第一线，主持编写了《俄语常用动词例解》《俄语8000常用词词典》《俄汉详解大词典》等多部词典。仅他所撰写的《编写细则》等词典文件就有几十万字，并自费印成《<俄汉详解大词典>是怎样编成的？》“小册子”，为后人词典编写工作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2018年《词典的历程――<俄汉详解大词典>和<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编纂始末》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就是在那本“小册子”的基础上完成，完整地记录了两本大词典的编写经验和编写历程。 潘国民主持和参与编写的词典中，《大俄汉词典》获得首届中国辞书奖一等奖，《俄汉详解大词典》获得第三届中国辞书奖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获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奖、第十七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一等奖。潘国民作为带头人的《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团队获得2016“感动龙江”年度人物（群体），他本人也获得中国辞书学会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六十载辞书情缘，诉不尽编写艰辛；杖国之年潜心科研，道不尽为国情怀”已然成为这位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俄语辞书事业的研究员一生最好的写照。（杨其滨）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