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8月27日电 （记者孙竞）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如何开展？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做好学校、托幼机构的疫情防控工作，重点是把好三道“门”：守好“家门”、安全“出门”、管好“校门”。 贺青华介绍，守好“家门”，就要求全体师生员工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少去人员聚集场所。开学前连续14天每日监测体温以及新冠肺炎相似症状，记录健康状况和活动轨迹，将健康码、行程卡如实上报学校，配合学校做好开学入校健康检查。 “教职员工和12岁以上的学生、高等学校的学生，无禁忌症、符合接种条件的要应接尽接、接种疫苗后仍需要注意个人防护。”贺青华强调。 根据最新的防控方案，高校师生员工返校前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校后按照当地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师生员工，暑期有出境、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或有其他异常情况的，返校前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安全“出门”，一是要做好返校途中防护，返校途中全程佩戴好口罩，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的交流，避免聚集；二是要养成良好卫生健康，外出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在管好“校门”方面，贺青华指出，要完善教育、卫生、学校、家庭与医疗机构、疾控机构“点对点”协作机制；严格校园人员、物品出入管理，严格师生员工入校身份核验和体温检测，加强冷链食品包装、邮快件预防性消毒；做好教室、图书馆、体育馆、卫生间等场所的管理和清洁消毒工作；做好食品卫生管理，加强食材采购、存储、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卫生安全管理。 “高等学校大型室内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组织，学校的开学典礼等重大活动原则上应安排在室外举办。托幼机构要从严控制开展儿童聚集性活动，不组织大型聚集性活动。”贺青华说。 他同时强调，学校、托幼机构要针对性地开展疫情防控多场景、实操性应急演练，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一些发现的细节性和关键性问题，确保一旦发生疫情，立即激活疫情防控的应急指挥体系，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及时有效应对突发情况。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浙江嘉兴：校园多举措防控 保障秋季开学 　　8月2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嘉兴南湖高级中学体育馆，高中学生接种新冠疫苗。 　　为保障中小学秋季开学，浙江省嘉兴市教育部门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通过建立健康副校长队伍、做好环境消毒、备足防疫物资、落实师生健康打卡和每日检测、做好12-17周岁学生疫苗接种等方式，多举措完善校园防控。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1】【2】【3】【4】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湖南资兴：开展校车专项检查迎开学 　　8月26日，在湖南省资兴市一家幼儿园，资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检查校车的停车牌。 　　新学期临近，湖南省资兴市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对辖区校车的安全性能、防护设施、防疫措施、消防设备配备情况等进行检查，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学生乘车安全，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新华社发（李科 摄） 【1】【2】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告别应付式刷课 大学网课怎么上 　　“付费刷课”“宁刷不上”……如今，针对大学生上网课的讨论越来越多。在一些大学生“应付式刷课”的背后，是不少时间冗长、内容乏味、考核死板的“低质网课”横行校园，不少大学教师和专业人士也在讨论、反思大学中的网络课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网课可以代替老师的正常教学吗？大学教师应当如何设置、安排线上线下课程的比例？线上课程应当如何保证教学质量？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大学教师和专家，共同探讨网课的正确打开方式。 　　网课不是扔给学生一个图书馆，让学生随便看 　　如今，我国相关平台上线慕课数量已增至3.2万门，学习人数达4.9亿人次，在校生1.4亿人次获得慕课学分。线上教学的体量巨大，也在日常教学中越来越有存在感。网络课程究竟应当承担什么角色？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郭文革长期研究网络教育，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人们通常把网络课程和面授课程看作两大类课程，其实，就像面授课程也有优劣中差一样，网络课程也分很多不同的形式，以录播视频为主的大规模在线课程，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视频阅读”行为，而不是一种课程教学行为。 　　郭文革表示，如今常见的网络课程，其开发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录制“视频教学资源”，没有或者仅设计少量的交互教学活动。这类课程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化的“读物”。没有对教学过程的管理和及时的检查、反馈与评价，只提供“读物”不会自动带来有效的教学过程。“我们不能扔给学生一个图书馆，告诉学生‘你随便看吧’。”郭文革说。在她看来，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以教学资源为主”的网络课程，学生的参与度都比较低，网络教学质量不高。 　　郭文革表示，在明确了“讲授视频”只是一种数字化“读物”的前提下，大学老师在给学生安排网络课程学习任务时，就需要考虑合理的学习负担，像指出阅读的重点章节那样，指明要看哪一个视频的哪一段内容，并配套设计视频阅读报告、用思维导图提炼内容结构等一系列“数字化写作”活动，这样才能对学生看“视频”的效果进行个性化的检查和评估，从而构建出一个动态、连续的学习过程，这才是优秀的在线课程应该有的样子。 　　除此之外，郭文革指出，其实还有一类“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网络课程，这种网课中，老师基本上不录视频，而是像课堂教学中选择优秀教材一样，精心选择、裁剪互联网上的优秀视频资源，然后依托教学平台和网络交流工具，精心设计一系列师生/生生交互的“教学活动”以及教学评价方案。 　　这类网络课程要求老师从学生的视角出发，为学生设计一个学习路线，安排在线学习任务，并依靠对每一项教学活动的及时评价与反馈，引领学习者阅读和使用各类“教学资源”，完成各类学习任务。国外有研究表明，这种小班制、高交互的网络课程，学生完成率高，学习质量有时候甚至比普通面授课程还要高。 　　“当然，这需要老师们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课程设计和准备，在教学过程中以评价作为管理手段，及时为学生提供反馈。一门高质量的在线课程，教师投入的工作量比传统课堂教学要大得多。这是一种很难‘刷’过的网络课程。”郭文革说。 　　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逐步变得普遍化的今天，成功的混合式课堂离不开老师们大量的思考、实践和探索。 　　张恒（化名）是北京市某高校的教师，今年是他第三年开设线上线下混合教学。3年间，他一直监控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反馈。 　　“第一年做混合式教学时，我对于混合教学的理解比较片面，一学期下来，班里的同学也不是很适应。单就成绩而言，第一学期同学们的学习成绩略显下降。”张恒坦言。 　　第二年，按照混合教学的教学特点和规律，张恒对教学大纲和教案全部做了重新设计。结果，教学效果开始显现，第二年同学们的成绩优于以往任何一年，之后，他就按照这个模式一直延续下来。 　　“我们学校对混合教学的老师是给予双倍工作量奖励的。说实话，学校这个奖励工作量真不是白给的，我发现自己真的要做双倍的活儿。这门课我本来已经讲十几年了，为了做混合式教学，累积了十几年的东西全部被颠覆了。”张恒说。 　　网课如何管理？要在数量、学分上控制 　　如今，海量的线上课程充斥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如何为学生们筛选、规划、设计课程，成为不少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2020年11月，教育部推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共计5118门，其中包括1875门线上一流课程、728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1463门线下一流课程、868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和184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在这五大“金课”中，面向高校和社会学习者开放的线上一流课程，即精品慕课最为大家所熟知。 　　这一举动在质量上推动了线上课程进步和发展。但是，仅有高质量的课程还不够，好的教学安排，严格的管理措施，才能真正让这些“金课”发光。 　　高琪（化名）是北京市某高校的教务处教师，她表示，为保证课程质量，从网络课程的选择上，学校大部分引进的是几大知名网络慕课平台的课程。 　　其次，在引进课程之后，学校会按照自身的师资情况和学科特点进行分类。高琪表示，“一类网课是有相关学科背景的老师，学校就会配备线下的辅导教师，在课程基础上进行答疑和拓展讲座，开设混合型课堂。还有一种纯网课，这种课我们是严格控制开设和选课数量的，学生选择纯网课最多不能超过一个学分。” 　　“还有一些课程，通过学校评估没有专门开设课程的必要，但是值得学习，我们会作为学习资源向同学们开放，同学们可以自愿观看，但不作为公选课。”高琪说。 　　为避免大学生出现刷课情况，高琪表示，作为教务部门，她和同事们除了在慎重引进课程、严格管理学分、配备线下教师等方面下功夫以外，还会对进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老师们进行严格的审批制度。 　　“即使已经开设了混合课程，每学期仍要重新评估。这样避免发生有些老师通过线上课程而‘偷懒’的情况。”高琪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行动，在网课管理上下功夫。 　　安徽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崔光磊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近年来学校也在不断完善管理线上课程的方法。除了通过技术手段在后台全天候监测学生的线上课程异常行为、从严处罚之外，学校还在逐步完善线上课程，特别是在线通识课的准入制度。 　　“课后，学校还开展相应的督导和评价制度。在课程考核中，如果有学生们负面评价比较突出，或者考核出现种种问题的课程，我们就会立即叫停。”崔光磊说。 　　面向未来，网课不能替代线下教学 　　如今，大学生刷课问题成为了网络和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个因在线教育催生的新问题，也让不少老师开始思考线上和线下课程的关系。 　　在崔光磊看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依然是永远的王道。 　　“刷课的问题看似是‘线上’惹的祸，但事实上如果一门课的质量不行，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有‘刷课’的现象发生。”崔光磊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线教育为保障正常教学秩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是让不少学校加速进入了信息化教学时代。那么，学校和老师应当如何看待线上教育，应对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呢？ 　　崔光磊表示，线上课程应充分发挥线上的长处，但不能替代线下教学。“线上的特点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可以反复观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普通学生和名校学生之间的差距，但是线上缺少了老师和同学之间个性化的互动。大学除了教书还要育人，课堂的灵魂还是要老师和学生面对面才能建立起来。” 　　在2020年年底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钟秉林表示，在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可能要成为学校教育的新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构建线上线下教学相融合的新常态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坚持结果导向，根据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跟踪，来反向设计我们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相关的教学研究工作，教学评估工作以及学校的教学督导工作都要与时俱进，要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发展趋势。”钟秉林说。 　　此外，钟秉林强调，教师的育人功能一定要强化。 　　“有人推测过些年一些传统的学校要消亡，有些教师可能要失业。我们的信息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在某些问题的解决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人类。在这个背景下，难道我们教师就要失业了吗？我觉得这属于炒作。”钟秉林说。 　　钟秉林表示，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越要提高教学能力。“比如组织学生进行探究式的学习，比如和学生在一起开展互动教育，这些只能提高，不能削弱。”(记者 叶雨婷)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用普通话这把钥匙打开“山门” 西南民族大学石榴籽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成员为少数民族居民解释推普活动规则。受访者供图 为了迎接一群大学生的到来，独洞村硬是把一场献礼建党百年的晚会推迟了几天举办，只为让年轻人参与到这场晚会中，了解侗族文化，并通过这次机会向村民推广普通话。 独洞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平时很少有外面的年轻人到来。 在收到村干部的邀请后，江南大学的“心手相牵”推普实践团队坐了22个小时绿皮火车，1个小时高铁，半个小时汽车，从江苏无锡“颠簸”到了这里。 队长廖闻渊听村干部说过，不少村民不会说普通话，事实上，村民的普通话水平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晚会开始前，村小的老校长杨司林把廖闻渊拉到一旁，告诉他村里四五十岁左右的人基本上不会说普通话，有人甚至完全听不懂普通话，只能寻求他人的帮助才能和大学生们交流。 这更加坚定了廖闻渊在独洞村推广普通话的决心，“我们来对了！” 现状 在从江站到独洞村的大巴上，朱程辉看了一路的山。这是他第一次见这么多这么高的山。 朱程辉是江南大学“心手相牵”推普实践团队的副队长，他和廖闻渊将调研的首站选在了杨司林家。 杨司林在独洞小学工作了40余年，文化程度高，对独洞村普通话普及情况也十分了解。 杨司林说，村里会唱侗族大歌的人不少，但很少能说标准普通话，“我们侗族大歌有很多韵律因为语言问题很难被传承和传播”。 在独洞村的12天里，朱程辉几乎每天都带着队员们调研。这里的村民平时只说侗语，只有对外交流时才会使用普通话，但因地理位置偏、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当地青少年即使能说普通话，也都有很重的乡音。 朱程辉发现，学生上课时遇到不理解的汉字，老师便会用侗语翻译来帮助学生理解。杨司林告诉朱程辉，这在30年前的独洞村是常见的教学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距离独洞村900多公里外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青少年普通话水平相对更好一些。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石榴籽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来到这里，先后走进盐源县和普格县，在当地小学开展支教。“很多小朋友普通话说得特别好、特别标准”，石榴籽社会实践团队队长李海龙在普格县小学与学生聊天时发现了这一点，当地对孩子的普通话推广与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相对而言，老一辈人的普通话水平就没那么乐观。一些老人一辈子都使用彝语，想参与这群大学生组织的活动，却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只能通过彝族同学来翻译转述。但让团队成员欣慰的是，许多人的学习兴趣浓厚。 在一次宣讲活动中，一位84岁的婆婆对李海龙说：“如果在我们这样的民族地区，人人都说普通话，那么我们与外界交流就能更方便。” 李海龙记得，这位婆婆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推普活动现场，还会带来其他村民，并热心进行翻译，“这让我特别有动力。” 破局 李海龙带团队先后去了盐源县民族小学和普格县附城小学，面向二年级至四年级学生开展普通话教学。 他们提前制作了彩纸教具，通过演示文稿、宣传字卡、图片展板的方式直观展示普通话，采用汉语、拼音和彝语对照的字卡搭配图片教孩子们读写……孩子们的积极性很快被调动起来。 李海龙很喜欢与小朋友相处，孩子们并没有他想象中的放不开，反而很主动地与他交流。“很多小朋友跑来向我们要手抄报等教具，说自己很喜欢，希望我们以后常来。” 说起这些，李海龙嘴角的微笑怎么也藏不住，“我们大家都很感动，也很有成就感。” 除了支教，李海龙还去街道做宣传。实践团队先后在盐源县中心体育场和普格县红旗广场设立了宣传点，为周围居民提供“读标语，唱红歌”“党史知识问答”和“四川话与普通话互译”3个游戏活动。 这次去的两个县，普格县推普难度更大，但居民参与度更高。李海龙认为，这是因为普格县居民多为彝族同胞，普通话使用率相对低一些，“或许正因如此，有非常多彝族同胞参与我们的推普活动。” 他将提前制作好的题板递给参与活动的居民，鼓励他们对着镜头回答或唱歌。为了提升当地居民的参与热情，团队提前采购了大米、面条、油等生活用品，用于奖励积极参与、勇敢表达的居民。 让李海龙高兴的是，有些年长的婆婆、年幼的孩子也能流利地说普通话。他希望不太会讲普通话的村民也迈出第一步，对着周围的人、对着镜头，更沉着自然地说普通话。“我们想通过视频宣传，让更多同胞认识到，学普通话与年龄无关，什么时候学都可以。” 李海龙所在的“石榴籽”团队结束实践后，另一支“石榴籽”团队也踏上了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的路途。 王婧晗是玉溪师范学院红色石榴籽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队的队长，和团队成员商议后，大家确定了这次推普的策略：针对3类重点推普对象――学前和学龄儿童、少数民族群体、留守妇女，采取定制化的课程形式进行普通话推广。 团队这次去的是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曼哈社区，这里是玉溪市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民包括彝族、汉族、哈尼族、傣族、拉祜族、白族等11个民族。 王婧晗注意到，这里的少数民族留守妇女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大部分人只会说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缺乏普通话练习语境是她们学习普通话的主要障碍”。 针对留守妇女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教育需求，王婧晗带领团队设计了5个主题情境普通话课程，包括家校沟通场景、亲子沟通场景、社交场景、求职场景、生活场景。 她与队员成立了一个微信群――“曼哈凤凰花普通话学习打卡”，每天在群里定时发布语音打卡内容，鼓励留守妇女加入微信群学习普通话，营造一个良好的普通话学习氛围。 微信群建好后，陆续有孩子家长以及社区的阿姨进群，“我们每天在群里公布打卡成功人员名单，学习打卡持续了1周”，哪怕实践结束，这里也作为交流群持续发挥着作用。 在当地小学支教时，王婧晗也鼓励孩子们多说普通话，回家带动妈妈进行对话。当看到有阿姨在群里勇敢发言，王婧晗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意义。 延续 王婧晗和团队离开曼哈社区时，居民们都对他们恋恋不舍。她向居民们承诺，依旧会在打卡微信群里发布普通话音频和视频资料供他们学习。 “对阿姨们来说，通过集中学习，她们敢说普通话了，相信自己可以说普通话了，也愿意说普通话了。”在总结会上，王婧晗说出了此行的意义。她知道，实践团队总有离开的一天，但阿姨们迈出了学习普通话的第一步，生活中就处处有学习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这个微信群也成了社区工作人员通知孩子学习情况的地方，持续发挥着作用。除了保持群活跃度外，王婧晗和团队还决定定期回访，了解当地现状。 在李海龙和团队结束推普活动前，前来为他们送行的当地干部说：“以后我们推普也可以多采用你们这种趣味活动的形式。” 结束推普后，李海龙回到了家乡内蒙古呼伦贝尔，他至今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时，遇到年长的老人因不会普通话，连基础登记都无法完成，“普通话不仅是必需的，更是必要的。” 他希望团队不止步于此次活动，在之后的线上线下支教活动中，能把普通话推广融入教学，持续跟进，拓宽受益地区和学校，“为他们提供长期的支持和帮助。” 朱程辉所在团队也已结束实践活动，他们约定明年还会走上推普的道路，持续为当地村民带去希望。他至今仍会梦到独洞村，以及在那里发生的事。“我们几个人，和小孩儿一起走在山路上，一起唱歌。” 经过这次实践，朱程辉对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感触极深。当地越来越重视教育，孩子们的普通话也好了很多，“他们会说普通话，能更容易走出去，飞向更远的天空。” (记者 李华锡 见习记者 杨晴 蒋宇骏)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铁岭市母亲教育中心：用中华文化滋养人心 　　过完暑假，田萍（化名）的儿子小昌将迎来他的大学生活――他已被上海某高校哲学专业录取。谈及教育孩子的心得，田萍说：“孩子需要榜样，铁岭市母亲教育中心用中华文化滋养了我的内心，让我为孩子树立了好榜样。” 　　8年前，田萍离婚了，那段时期成了她与儿子的低谷期，小昌变得内向、不爱说话。2015年，忧心忡忡的田萍走进铁岭市母亲教育中心。在这里，她通过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懂得了“孝”是一切美好品德的芽儿，也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基础。 　　之后，她常带小昌回到孩子爷爷奶奶身边尽孝。慢慢地，小昌变得体贴懂事，并考上理想的大学。田萍很感谢母亲教育中心在她低谷时期给予的鼓励和帮助。 　　2013年，曾有20年从教和20多年从政经历的王淑荣，在退休后创办了这一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铁岭市母亲教育中心，通过课堂培训及到社区、学校、企业和机关单位举办讲座，增强母亲的教育意识，促进家庭和谐。 　　谈及创办该中心的初衷，王淑荣说：“在教师生涯中，我遇到很多孩子因家庭教育缺失而误入歧途。我认为，要想改变孩子，必须首先改变家长，建设家庭、建立家教、端正家风。而在整个家庭或家族中，母亲是核心，有教育家曾经说‘教育了母亲，就是教育了整个家庭’。” 　　铁岭市母亲教育中心有家庭建设文化走廊、青芽儿读书会、幸福自习室、党建阅览室、文化大课堂等。通过多年实践，该中心已探索出系统性课程体系，包括原生家庭的根本教育、童蒙养正的筑基教育、儿童少年的美德教育、青年学子的励志教育等。课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教学主旨，并融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用中华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化育人心和唤醒生命的教育目标。 　　6年前，本科生张亮（化名）因沉迷游戏导致多门考试挂科，其母亲带他来该中心寻求帮助。在这里，他重温了《了凡四训》等经典内容。培训过程中，老师的授课、学员的状态，特别是该中心志愿者的奉献精神，让他重拾学习信心、戒掉游戏瘾，后来考研成功。 　　目前正在读博士的张亮感概：“回忆这段经历，很感谢母亲教育中心这个平台。在这里，我在中华文化的智慧中笃定了志向、撑起了格局、放大了心量。” 　　“母亲教育作为以传承中华文化为使命的公益组织，正在以民间助手的身份参与政府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期待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和公益价值。”母亲教育中心负责人柴智介绍，从2019年开始，该中心不断走进机关单位、社区、学校、企业等，通过扩大公益服务范围，努力探索一条公益组织辅助政府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模式与路径。 　　目前，该中心是团辽宁省委、省妇联、团铁岭市委、市检察院等单位的挂牌志愿服务基地，也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和“家庭文化建设基地”。柴智表示，母亲教育中心通过创新与转化，将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成为政府有力的好帮手。(记者 王晨)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港澳台大学生实习见闻：内地发展历历可见 　　因为一项特殊的实习计划，今年暑假，四川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三学生黄冰敏有了一次深度接触成都的机会。她来自香港，在成都求学的大多数时间身处校园，与外界接触不多。 　　今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省港澳办、省台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青联等联合主办了“相聚四川・携手同行”港澳台大学生天府实习计划（以下简称“实习计划”），从企业、园区、基地、社会组织等募集了一批实习岗位，面向港澳台大学生开放。 　　黄冰敏偶然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这个消息，便报了名。从今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包括她在内的35名港澳台大学生参加了这项为期1个月的实习计划。 　　黄冰敏被分配在成都亿盟恒信科技公司的数据分析岗位实习。在这家科技公司，她感受到了内地同事的热情和对她的悉心照顾，更重要的是，同事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过程，让她体会到了内地青年创业者的认真精神。 　　来自澳门的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学生谢奕淳也在这家公司实习，这是她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所以她热情很高。她表示，实习期间，公司给了她很大的发挥空间，让她有机会参与解决问题，而不是“打杂”。 　　内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及创新应用的普及程度让这两位年轻人印象深刻。黄冰敏实习公司的产品可应用在汽车上，通过对司机的预警降低事故发生率和保险赔付率，同时保障车辆道路安全及司乘人身安全。 　　有一次，黄冰敏看到自己乘坐的网约车上安装的正是实习公司的产品，顿感亲切。她留意了设备的灵敏程度：从公司到居住地的13公里，设备发出1次警报，原因是司机在转弯时超速了。“有了我们公司的设备，司机的驾驶行为真的有所改善，我有点骄傲。”黄冰敏说。 　　35名港澳台大学生中，不少人在内地读书。在内地城市和大学校园，他们感受到了不同的氛围。比如，相比香港的快节奏生活，以及工作时间长、压力大，黄冰敏觉得成都给自己一种很轻松的氛围。和澳门比起来，谢奕淳也觉得成都的生活节奏更舒服，“蛮巴适的”。 　　因为还是在校大学生，他们走出校园、深入接触内地社会的机会并不算多，此次实习计划让他们和内地社会有了一次深度交流。 　　黄冰敏说，成都很包容、开放，这种城市精神与氛围在校园里也有所体现，在这里，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大家庭里的一分子，是14亿中国人中的一员。 　　来自澳门的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学生陈思敏亦有同感。她在澳门长大，粤语是她的母语，到成都上学前，她一度担心自己说不好普通话，会影响和同学的交流。不过，现实恰好相反，同学不仅没有疏远她，反而觉得这名澳门同学很有趣。在和内地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她感受到了大家的友善。 　　在这次实习计划中，陈思敏留下了一个小遗憾。她原本报了名，但是没有物色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只好退出。不过，她仍在实习计划的微信群里，关注着伙伴们的实习动态。 　　她后来参加了由澳门高教局举办的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交流活动，还在核酸检测站当过志愿者。她说，内地同学很优秀，和他们在一起让她有一种“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感觉。 　　陈思敏计划未来要考研，也乐意继续在川大深造。她说，在内地读书，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体会到了不一样的人生，这些对自己来说都是宝贵的经历。 　　黄冰敏还没有决定未来在哪里发展，她也想考研，而且考虑继续在川大。“毕竟，如今内地的发展历历可见，非常迅速，而且各方面的条件也很好。”黄冰敏说。 　　(实习生 李欣怡 记者 王鑫昕)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如何让艺术之美沁润乡村课堂 　　浙江宁波，前童镇中心小学学生在上陶艺课。前童镇中心小学供图 　　安徽淮北，老师指导孩子们练习舞蹈。新华社发 　　在河北文安县文安镇东关村，小学生和志愿者为墙绘作品填涂颜色。新华社发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人数增长情况及占专任教师总数比例 　　（数据来源：教育部） 　　美育对培养健全人格具有重要作用，乡村振兴离不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艺术振兴乡村”研究团队以山东、云南、浙江等省份教育部门、乡村学校为重点展开调研，充分了解当前乡村美育的现状，并就其未来发展进行分析与探讨。 　　政策支持作用凸显，乡村美育蓬勃发展 　　“1943年，年仅19岁的音乐家曹火星，只用了一天一夜，就在北京房山区堂上村创作出这首经典歌曲。”云南兰坪县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城区第一完全小学，和石花老师正在为40多名小学生讲授经典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创作过程，学生们凝神静听。“这样的音乐课，我们不仅可以学歌曲、懂乐理，还能听故事、长见识，大家都喜欢”，一位男生开心地说。 　　教育部门日前公布的美育成果数据显示，我国美育课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义务教育阶段艺术课程开课情况方面，大部分省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照国家课程设置方案，保证了音乐、美术课程总量不低于总课时的9%。在艺术器材配备方面，2019年达标率分别为小学95.07%，初中96.12%，高中93.26%，近五年分别增长了36.6%、20.16%和8.67%。教育部门实施“美育浸润行动计划”，首批20所高校对口支持18个省（区、市）的农村中小学校，对美育工作进行精准帮扶。同时，美育工作被纳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9个省份已开始美育中考改革试点，将美育成效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与此相应，得益于国家美育政策的有效性，乡村美育蓬勃发展，从器材配备到课程建设，从教学机制到评价改革，美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成果。师生家长的美育理念也有所增强，为美育工作进一步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乡村美育师资、课程质量、美育观念均待提升 　　然而，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乡村学校美育工作仍然相对滞后，具有诸多突出症结。如何针对性纾解、实质性改进，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 　　乡村学校美育师资队伍数量不足，专业化程度欠缺。在国家美育政策的推动下，全国美育教师人数增速明显。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人数由2015年的59.9万人增长为2020年的77.8万人，五年来增加17.9万人，平均增速为7.8%。美育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由2015年的6.5%提高到2020年的7.6%，提升了1.1个百分点。 　　与整体趋势相比，乡村中小学艺术教师数量及所占比例仍有较大差距。《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艺术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报告》显示，乡村小学校长认为音乐教师数量能满足教学需求的比例为30%，美术教师数量能满足教学需求的比例为30.3%。尽管该比例与2016年数据相比分别提高了15.5%和14.2%，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仍存在着不小的人才缺口。 　　同时，城乡之间的美育师资专业化程度也存在较大差距。在艺术教育发达的城区中小学，专职美育教师中既有来自国内高水平艺术类院校的专业人才，也有来自高水平师范院校的艺术人才，还有不少教师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专业艺术团体工作经历。而此次调研发现，乡村小学的美育教师中，很多并不具有艺术专业学习背景，往往是由其他学科教师转任而来，甚至身兼多职。 　　多所乡村学校校长表示，乡村中小学对艺术教育人才吸引力较小，受区域文化艺术氛围和职业发展空间影响，艺术类人才更愿意留在城市工作。而乡村学校中稍微“冒尖儿”的美育老师，往往很快就会被城里学校挖走。例如，浙江一所乡村学校里，前两年有一位音乐老师经常带着孩子们拿到合唱比赛奖项，但她很快被城区学校挖走了，合唱团没人能教，渐渐解散了。 　　除了发展前景的限制，收入也是影响较大的现实因素。“我们学校年轻老师一年收入大概10多万元，比城区学校收入低不少，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来。怎么吸引专业的艺术老师，我们还在想办法。”东南沿海地区某乡村小学校长王川说。 　　美育课程质量与特色有待提高。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美育课程开课总量已基本达到国家标准，但美育课程质量和特色尚显不足。《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艺术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报告》显示，四年级学生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测试中，创意维度待提高的比例为41.8%，高于形象8.5%、色彩8.5%、构图13.4%、作品命名7.9%和作品阐释7.9%五个维度。报告还指出，“学生对部分民歌、民族乐器、传统美术作品的辨识和鉴赏能力较弱”。 　　某地方教育部门领导表示，乡村学校经费和人员有限，很难开发有特色的艺术校本课程，只能按课本教，而课本内容往往跟乡村实际有差距。在对几个省份近20位乡村学校校长和美育教师的访谈中进一步发现，因缺乏过硬的课程建设，部分美术教师还是以“学生画的像不像”为主要评价标准，缺乏培养学生创造力的启发式教学；相当比例的音乐课主要以教唱课本歌曲为主，缺少对学生音乐创作能力的培养、乐器演奏实践的指导教学、不同音乐风格的赏析。 　　乡村家庭对美育的重视与支持不足。在工作中，乡村美术教师李建最发愁的就是家长们总把美术课当作“调剂课”。上周美术课，他教学生们画动物轮廓线，让孩子们这周上课带来美工刀和蜡笔，课上完成作品。而在这周的课堂上，不少孩子并没有带美工刀和蜡笔，因为家长觉得是浪费钱和时间，不给孩子买。 　　美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更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家长对于美育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家长参与孩子美育教育的程度，都是影响美育成效的关键因素。音乐、美术等课程需要学生课后练习，家长的鼓励与督促必不可少。部分乡村家长对孩子美育不积极，一方面是受其自身教育程度所限，不理解美育对培养孩子创造力、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家庭经济的局限性，没有更多时间和财力投入在孩子美育教育之中。长期来看，这将进一步拉大城乡美育教育差距。 　　乡村学校美育资源投入力度不足，社会资源整合利用不够。调研发现，多所乡村学校的美育教学硬件设施虽有改善，但投入依旧不足。在某些地区教育部门的美育发展年度报告中，“艺术教学专用教室配备短缺”“音乐、美术教学设备落后”“艺术教育器材购置经费不足”等表述多次出现。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美育资源投入力度有限，不能满足乡村学校美育教学需求。从社会美育资源看，由于博物馆、美术馆、剧院、音乐厅等社会美育资源更多集中于城市内，乡村学校学生进入这类美育场所的成本过高，美育社会实践很难借力。 　　精准施策，充实乡村美育师资力量，提升专业化水准 　　加快制度改革，解决乡村美育师资紧缺问题。应加快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将人员编制、职称晋升和工资待遇等向乡村美育教师适度倾斜。在保障教师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完善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落实“建立校际教师共享和城乡学校‘手拉手’帮扶机制”，让一批优秀教师进入乡村学校美育课堂。同时，增加公费定向培养乡村教师数量，重点培养一批一专多能的美育全科教师。 　　全面推行“美育浸润行动计划”，逐步完善乡村美育人才帮扶体系。引导艺术高校师生增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责任意识，在专业课程中合理增加乡村美育内容，组织师生深入乡村学校开展艺术实践活动，建立并完善乡村美育支教保研机制。各类艺术专业高校可主动对接美育基础薄弱的乡村学校，为乡村学校在职教师开展美育培训，为乡村学校兼职美育教师提供专业帮扶。 　　结合区域文化优势打造乡村美育特色课程。充分结合当地文化艺术特色，把所在地区独特的传统文化遗产和民间手工技艺等资源融入美育课程，邀请民间艺术家走进美育课堂，形成具有乡村学校特色的美育教学方式。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乡村学校美育特色发展，更能增强乡村学生的文化自信。 　　借助数字技术，平衡城乡美育资源差异。以故宫博物院、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数字化博物馆，以国家大剧院官网为代表的网络数字演出资源，以北京数字学校“空中课堂”为代表的中小学美术和音乐课程网络授课视频等，都可以为乡村学校提供免费而高质量的美育资源。有关部门可以为乡村美育教师专门打造美育课程资源一站式网络平台，一方面整合已有优质网络美育资源，另一方面为乡村学校量身定制美育师资培训课程、美育教学课程包、美育实践活动教学方案等实用资源。同时，进一步加强乡村学校数字化美育教室建设，为乡村美育教师提供数字化应用培训，创新乡村美育教学方式。 　　从学校美育上升到全民美育，以乡村美育促进乡村振兴。乡村美育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抓手，是乡村振兴的新动力。乡村学校美育工作的开展，应从全民美育的高度去布局。从乡村校长对美育工作的引领示范到学生家庭对美育价值的充分认同，从政府部门对美育工作的评价机制到普通村民对美丽乡建的内生动力，乡村美育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应当以学校美育为起点，唤起一个个学生家庭对“心灵美、礼乐美、语言美、行为美、科学美、秩序美、健康美、勤劳美、艺术美”的内在追求，使美丽乡村建设不仅停留于外在的美好，更作用于人们的内心。 　　（作者：齐悦，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乒乓基因如何转为办学特色 　　7月30日，石家庄市和平西路小学乒乓球馆，小学员正在进行乒乓球训练。 　　随着东京奥运会上，国乒小将孙颖莎以一金一银顺利加冕“00后小魔王”，她曾经就读的母校――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小学也在网络上走红。在进入河北省乒乓球队前，从2005年到2010年孙颖莎一直在这里学习训练。 　　随着这座石家庄市普通小学的意外“破圈”，人们发现乒乓球运动传承已经62年的它竟然是一所“宝藏学校”。 　　近日，在和平西路小学校园一隅的乒乓球馆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见到了和平西路小学校长王维。身材魁梧的他一见记者便发出邀请：“记者同志来打两拍？”――颇有些以球会友的意味。这所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乒乓气质扑面而来。 　　1959年，后来曾荣获全国千名优秀体育教师称号的韩福魁老师成立了学校的乒乓球队。当时学校只有两张球台，占用学校小礼堂的一角进行训练。1962年至1966年、1980年至1984年，原石家庄体校乒乓球队两度在此训练，将学校的乒乓球开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几十年来学校更将 “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先进学校”“全国乒乓球重点单位” “全国乒乓球重点小学” “世界冠军培养学校”等众多荣誉揽入怀中，先后走出了孙颖莎、刘�D、沈燕飞、郑沅等多位世界大赛冠军，培养的球员后来足迹遍布美国、日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 　　如何将乒乓球基因转化为办学特色？校长王维坦言，62年积淀下来的乒乓元素，不仅仅局限于走出的世界大赛冠军和乒乓球队的天才队员。 　　如今漫步和平西路小学，乒乓文化是当仁不让的校园风景：气派的乒乓球馆、标准的乒乓球台、培养出的知名运动员的大照片和属于他们的奖杯奖牌…… 　　但在作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一校之长的王维看来，1455名在校生对国球运动的热爱才是他真正的追求和底气所在。“人人会打乒乓球，人人打好乒乓球。” 　　每天大课间，和平西路小学的孩子们都会在操场上排起整齐的队伍，手拿球拍，做起别具一格的乒乒球操――这套体操正是由乒乓球击球的一系列动作编排成；对于五六年级的学生而言，每周一节的乒乓球课是雷打不动的必修课。 　　兴趣是个好老师。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总会抓起球拍一溜小跑，去“占领”操场边的十几张球台。课间虽然只有10分钟，孩子们依然要抓紧时间切磋一番。 　　在众多社团活动中，乒乓球社团最受和平西路小学学生的追捧。通过社团选拨者不仅会收获小伙伴羡慕的目光，更重要的是通过每天课后集训，佼佼者会正式成为学校乒乓球队的一员，与乒乒球队招收的特长队员一同训练。 　　和平西路小学乒乓训练中心教练员田跃祥、陈晓琳介绍，时下对于小队员的培养，上级部门越来越关注，家长也越来越重视，训练条件逐渐改善。作为学校的乒乓球队，孩子们免费参加训练。除完成正常学习外，乒乒球训练几乎全年无休，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小学生乒乓球的一支劲旅。 　　“打好每一拍，你就是冠军”――这样的标语至今悬挂在球馆最醒目的位置。当然，最终并非人人都能成为专业运动员，世界冠军更堪比金字塔的塔尖。 　　校长王维认为，对于这所体育传统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浓厚的“国球”氛围不仅养成了孩子们将受益终身的运动习惯，更从小树立他们为国争光的意识――“乒乓在手里，祖国在心中”。（记者 樊江涛）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今年暑期成都全域推行“官方带娃” 　　尽管距离开学只剩不到10天的时间了，但四川省成都市市民金女士依然盼望着社区能再办一期托管班，这样她就能把家里的“神兽”再送进去，“收收心”。 　　金女士和丈夫都在国企上班。对这个双职工家庭来说，假期如何安顿孩子，是两口子特别焦虑的事情。 　　“虽然爷爷奶奶在家带娃，但是孩子经常不听老人的话，不想做作业，不想练琴，没有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天天‘躺平’。”说起孩子刚放假那段时间的状态，金女士直叹气。两口子上班时常常心神不宁，加班的时候更是焦虑。 　　直到她从一个兴趣班的家长群里得知，社区要办托管班了，金女士顿感“欣喜”。7月初，她所在的成都市锦江区东光街道翡翠城社区启动了暑期托管服务。 　　金女士了解了托管班的时间安排、师资队伍，认为很适合自己的孩子，便把刚上完一年级的女儿送去。她笑称，自己是这轮托管班“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7月12日，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市委社治委、成都市文明办、共青团成都市委联合发文，在全市23个区（市、县）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尽管过去成都一些地方已有托管班的零星探索，但此次大规模地推进，在成都市尚属首次。 　　这项旨在解决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的工作，一个重要特征是官方背景。成都市打造了四个主体来解决看护难点，包括学校、社区、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乡村少年宫等，以及妇联、工会、关工委、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单位）。 　　市民们因此将成都市此轮暑期托管服务称为“官方带娃”。市民邬女士就是冲着“官方”背景来的，她说：“选择社区，是因为相信社区。” 　　金女士则在作决定之前了解了一些情况：托管班的一位老师就是平常在社区搞社区教育的老师，居民们熟悉，也放心。更重要的是，她“对社区治理有信心”。 　　成都市启动此轮托管服务后，翡翠城社区组织人员用了两天时间开发了托管服务小程序，便于居民了解并报名。为此而新组建的一个微信群，一天时间就进来了198位家长。 　　翡翠城社区党委书记高香茹感受到了广大社区居民对托管服务的迫切需求。她透露，社区所在的锦江区教育部门发布了托管服务公告后，社区电话“快被打爆了”。在家长微信群，她隔一阵子就要发布托管服务筹备的最新进展。 　　数据显示，7月份成都市首批托管班开班的时候，全市有345个社区开办了518个托管班，提供基础性与拓展性的托管服务，首批报名的学生达11217名。 　　此外，成都市还有137所学校公布了托管方案，首批组织了347个托管班，报名学生7200余名。全市11个少年宫、74个青少年活动中心、8个乡村少年宫参与托管服务，提供了99类教育学习内容，设置了154门特色课程。 　　由学校、社区以及各团体、单位举办的这些托管班，组成了一张密集的“托管地图”。成都市教育局普通教育处工作人员王妍说，此轮托管服务，成都市全域推行，要求每个区（市、县）都要出台实施方案，并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实施。 　　7月中旬，成都市及23个区（市、县）的教育部门陆续发布完整的托管服务清单，罗列了各托管班的举办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给了家长更多便捷的选择。一位家长看了“托管地图”后留言感叹，自己犯了“选择困难症”。 　　“量”有了，家长们还特别关心“质”。托管服务微信群建起来后，高香茹注意到，很多居民是抱着了解和观望的态度进群的，“这说明大家对托管服务的质量有期待”。 　　成都市教育局德育与宣传工作处处长杨忠斌表示，为了确保托管服务的质量，成都市打破学校局限，面向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公开招募了一批托管教师，探索“排课走校”模式，统筹调度教师资源，并对志愿参与托管服务的教师给予补助。 　　数据显示，成都全市有1364名教师参加了托管服务，当中不乏经验丰富的班主任、高级教师等。此外还有一批大学教师、专家、大学生等以志愿者的身份投身这项事业。 　　翡翠城社区的托管班设在社区的公共活动中心，里面有教室、阅览室等完善的配套设施。由于长期搞社区教育，社区凝聚了很多师资资源，也积累了不少社区教育的经验，因此今年的托管服务启动迅速，有条不紊。 　　和很多家长一样，金女士很关心托管的效果。第一天托管结束后，她就问女儿感受如何，女儿说很喜欢。第一期结束后，孩子还主动要求报名参加第二期。 　　对于托管班的管理，金女士感到很放心。她说，托管班的微信群里时不时地发布孩子上课的状态，老师们还会点评孩子的表现，这让家长心里很踏实。 　　从事教育行业的邬女士强调，家长们需要的是“有质量的托管”。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假期能走出家门，在老师的带领下，在一个积极、健康的环境里，保持和小朋友的友好相处。 　　对于今年暑假孩子参加的托管班，邬女士认为达到了她的预期。“社区精心安排了课程，有运动、武术等，有静有动，老师还带着孩子们去附近的眼科医院体验医生职业，对孩子们认识社会很有帮助。”（记者 王鑫昕）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