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职校学生实习坠亡事件背后 　　沂水县职业学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摄 　　学生与恒源精密机器制造公司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上面没有校章也没有注明报酬。受访者供图 　　16岁的李致材坠楼了，在距离一段实习结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 　　李致材是山东省沂水县职业学校电气工程系2019级学生。2020年6月29日，在学校安排下，他和同学前往江苏省昆山市的恒源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实习。 　　9月30日下午4点多，在自家菜园摘菜的李致材之母张卫莲接到学校老师电话，对方称李致材在工厂“闹情绪”，让她跟着去昆山，把孩子接回家。但张卫莲次日一早在昆山见到的，是殡仪馆里儿子的遗体。 　　张卫莲觉得“塌了天”。她和丈夫李刚（化名）从派出所得知，李致材于9月30日13时58分“意外高空坠落”，疑因“有心理问题自杀”。这一结果令夫妇俩感到惊讶。 　　据张卫莲回忆，9月30日中午12点多，李致材还曾跟姐姐打电话，称“不干了”，想回家。家人后来从他的手机里发现，他上网搜索过第二天回家的车票信息。 　　这对夫妇怀疑，儿子在实习期间“受了委屈”。他们至今不知道，儿子坠楼那天经历了什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多方采访获悉，实习期内，16岁的李致材每天主要是在车间里加工汽车零件。他日均工作8小时以上，要在白班和夜班之间切换，周末也常常加班。他曾跟父母倾诉“太累了”，并两次想回家。令父母懊悔的是，他们一直鼓励孩子坚持，直到悲剧发生。 　　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等多部门2016年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明确提出，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排，实习单位应遵守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不得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连上半个月夜班“太累了”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四口之家。李致材的父亲李刚在本地工地打工，张卫莲在一家食品厂做临时工，夫妇俩最大的希望是两个孩子能出人头地，不再打工。 　　2019年，李致材没考上高中，报读沂水县职业学校电气技术应用专业，5年学制，前3年在本校学习，后2年转入对接高职院校，毕业后发专科毕业证书。这是当地唯一的公办职业学校。入学后，李致材每周回家一次。他不喜欢出去玩，周末常常待在家里玩手机游戏。 　　去昆山实习是李致材第一次出远门。沂水县职业学校官网显示，学校共设立7个教学系，与包括昆山恒源机械制造公司在内的200多家企业签订校企联合办学协议，每年输送毕业生1300余人。 　　此次参加实习的学生要求年满16周岁，李致材班里近50名学生，约有30名学生去实习，从6月29日到10月31日。持续4个月，陪同前往的有分管安置的老师刘树超，还有一位实习带队老师黄波。 　　李致材同班同学王田田（化名）告诉记者，到昆山后，有的同学被分到“老厂”，有的被分到“新厂”。老厂为恒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新厂为恒源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两公司均位于昆山市张浦镇的德国工业园区，相距3公里，均属恒源集团，主要从事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李致材和一些同学被安排到了新厂。第一周，他们跟着工厂师傅学习如何操作机器，张卫莲说，儿子那时表示工作不累，每天工作8小时，日工资140元，食堂经常提供两菜两汤，他很开心。 　　一周后，学习期结束，工作时长开始超过8小时，李致材变得不适应。王田田告诉记者，除去半小时吃饭时间，每天工作时长达11小时。李致材告诉过母亲，自己要半个月夜班、半个月白班轮流倒换，周六日也不休息。 　　7月15日，李致材给父亲发微信，说自己要连着上半个月夜班，“太累了”，已有十几个同学离开。当时，李刚鼓励儿子“争取坚持到最后”，不要管别人。李致材回复：“明白。爸，我尽力。” 　　7月末，李刚问儿子适应没有，4天后得到回复，“慢慢适应吧”。李致材当时称自己正在上夜班。“我挣得不多，多少挣点分担一下家里的负担吧。”他在微信里说。李刚为此感到欣慰。 　　8月末，李致材再次提出要回家，李刚这次心软了，他觉得儿子每天工作太累，让张卫莲给学校老师打电话。据张卫莲回忆，黄波老师告诉他们，学校很重视这次实习，完成实习任务的学生，将来考学时会有加分；以后学校安排工作，也会让认真实习的学生“先挑好工作、好单位”。 　　听老师这么说，夫妇俩鼓励儿子再坚持坚持。 　　记者就此说法是否属实，致电询问黄波，黄波称跟学生家长“有过交流”，但未透露具体交流内容。 　　事后，李刚和张卫莲一直为此后悔。他们觉得，如果那时让儿子回来，就不会发生坠亡的事。 　　不合规的合同 　　夫妇俩怎么也想不通，儿子为什么会坠楼。 　　9月28日，李刚转给儿子1000元，让他国庆放假时买点好吃的，当时，李致材跟父母说国庆节工厂只放一天假，不回家了。等到9月30日中午，李致材又跟姐姐说想要回家。 　　事后，张卫莲得知，李致材在跟姐姐通电话后，与班主任王坤通了29分钟电话，但具体内容不知。记者就此事询问王坤，王坤未作回应。夫妇俩从学校老师那里得知，李致材还曾向车间提意见，未被采纳。 　　夜班从晚8点上到次日早8点，张卫莲说，上夜班时儿子睡不够也吃不好，他们收拾遗物时发现李致材买了三四包饼干、面包，还有操作机器时用的手套。李致材曾跟妈妈诉苦，说自己因操作机器时间过长而手疼。 　　王田田也觉得在那里工作很累，在车间里，他要操作3台机器，因为站立时间过长，他的脚踝都肿了。车间里24小时充斥着机器操作的“吱吱”声。工作了20多天，他感觉身体吃不消，办理了离职，跟几个同学自行买票回了沂水。 　　昆山市张浦镇一家为恒源招工的劳务公司老板告诉记者，张浦镇的企业上千家，恒源公司是当地规模较大的企业，车间里30岁以上的男性居多。对年龄较小的职校学生，他一般安排他们到电子厂做工，那里的活儿更轻松。 　　10月30日，记者在恒源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看到，厂房挂着招工的红色横幅，招聘操作工、包装工。该厂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一直缺工人，招进不少临时工，车间里也能看到不少学生工。据该厂多位员工介绍，厂里共有3个车间，有两个车间开工，每个车间每班约有50个工人。学生共有三五十人，山东学生居多。 　　不同类型工人的工资结算方式不同。临时工按天结，一天200多元。正式工底薪为2020元。工作时间之外做工，有的计时，有的计件付酬。有员工告诉记者，操作工多计件算工资。 　　张卫莲听儿子说，自己跟老师傅学习时按天算工资，自己操作后计件算工资。王田田则听说，加工一个零件能挣几角钱，但具体数额不知，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底薪。 　　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实习单位应该合理确定顶岗实习报酬，“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并按照实习协议约定，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支付给学生。” 　　该规定要求，职业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应签订实习协议，未满18周岁的学生还需要提交监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此外，实习协议内容应当包括实习报酬及支付方式、休假安排等。 　　但记者获得的一份学生与恒源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显示，上面只标有实习时间与发薪日时间，实习报酬及休假安排等均未注明，且没有学校一方盖章。 　　李致材未满18周岁，但张卫莲说，自己不知道协议书的事，也未签过字。 　　记者就此询问此次实习的负责老师刘树超，刘树超未作解释。 　　多名学生反映违规问题 　　沂水县职业学校一位分管学生实习安置的老师告诉记者，他以往与实习企业对接，学校、学生、实习企业要签订三方协议，并加盖学校与实习企业的公章。他表示，学生自愿参加实习，“不是强制性的”。学生是否加班也自愿。若需要学生加班，企业应当在招工简章中注明每小时学生所得工资，以及加班所得工资。他表示，学生实习都有基本工资，但请假、旷工太频繁，基本工资可能会被扣除。 　　这位老师告诉记者，学校规定，学生签协议前，要带一封学校“致家长的信”给父母看，信中写明此次实习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吃住和食宿安排等内容，“安置（学生去实习）前让家长一定要看，家长同意后学生本人再签字。”若学生中途想回家，应该跟父母、学校说明缘由，由家长接送回家。 　　记者调查发现，实习期间强制加班、实习岗位内容与所学专业不对口等违反教育部等实习规定的问题，在沂水县职业学校并不罕见。该校信息技术系一名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所读专业与计算机相关，今年4月到8月被安排到昆山另一家公司实习，实习内容是安装电路板。去之前，学校称每日工作8小时，但他到那里后发现是12小时工作制，其中吃饭时间占半小时。 　　这名学生反映，周末也要加班，工资是工作日的2倍。若旷工一天，将扣3天的工资。想提前下班，要跟所在组长请假，组长同意才能走，但仅仅以需要休息为理由请假不会被批准，“他们说，谁都累，别人怎么不请假？” 　　沂水县职业学校机械工程系一位学生也向记者表示，自己去实习前，学校说的是自愿加班，但到了车间，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两个小时休息10分钟。今年7月，他去天津一家公司实习3个月，负责给汽车零件安装螺丝。国庆节8天假期，工厂只放了3天假。 　　不少学生中途放弃实习。几名学生向记者反映，若中止实习，需经带队老师或班主任同意，有老师劝他们留下，说干不满4个月，相应的学分就拿不到，会影响毕业。 　　不过，一位电气工程系毕业生告诉记者，去年3月，他被学校派到青岛等地实习，一星期后他自愿回家，未完成实习，也如期拿到了毕业证。 　　该校一名二年级学生对记者说，他10月份开始在天津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实习，这次实习自愿参加，不去的学生可“留校实习”。他向记者提供的一份实习协议模板显示，实习时间自2020年10月19日至2021年10月18日，长达一年，实习补贴为前3个月每月2500元，第四个月至实习结束每月2700元。 　　沂水县职业学校一位教师向记者透露，在这种实习安排下，学校的教学计划因此受影响。外出实习的学生回到班级后，老师需要向这些学生讲授已经教过的课程，留校学生因此需要重新温习已经学过的课程。 　　张卫莲告诉记者，李致材坠楼后，学校与他们签订了一份协议，赔偿了他们数十万元，告知他们，若将此事传出，将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就此事向刘树超求证，刘树超称，学校已跟家长协商好，“家长非常满意”。 　　李致材去世后，悲伤笼罩着这个家庭，一个多月来，他父母都未出去工作。 　　在李刚看来，儿子话不多，但很懂事。实习期间，儿子曾两次将部分工资转给他。9月18日，李致材给爸爸转来3000元，他跟爸爸说，自己花了1600元在网上买了一部新手机，“没买贵的”。“我留了一点钱花，剩下的给你。” […]

原标题：没有户口的24年 　　黄若依（左一）在顺庆公安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黄若依穿汉服的背景。她至今没有一张正面全身照。受访者供图 　　黄若依不是黄若依。或者说，这个名字原本不属于她。 　　她出生时，父母给起的名字叫黄媛媛。只不过，没有任何文件能够在法律上证明这个名字的存在。她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在人生的前24年里，她一直是一名“黑户”。 　　由于父母没有结婚证，且超生，她出生时没有落户。后来，办理户口登记时，按规定需要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可是，母亲失联，父亲不配合做亲子鉴定，“黑户”问题就这样一直困扰着她。 　　即使是她亲近的朋友，也很难想象，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她无法正常办电话卡、无法坐火车、不能去正规医院看病、不能谈婚论嫁。 　　这个问题，直到今年9月22日，在她求助媒体后才得到解决。在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办理户口登记那天，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黄若依”。 　　办理户口以后，她需要迎接的，远不止那个新的名字。10月30日，黄若依来到南充市教育局，想知道是否可以重新接受义务教育――没有户口的日子里，她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拿到身份证后的这1个月，黄若依报名了驾照的科目一考试，去医院看了眼科。她7岁前被寄养在姨婆家，总是挨打，落下了斜视的毛病，小时候总被人说是“斗鸡眼”。虽然她早就原谅了姨婆，但她在意这一点缺陷，为此她没有拍过一张全身照，只让别人拍她的背影。 　　没有户口的时候，她没法去正规医院看病，如今她希望能够把眼睛治好。她想要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1 　　在办理户口登记之前，黄若依的名字、工作换来换去，恋爱谈过几次，但无疾而终。 　　她先后在奶茶店、咖啡馆、超市、理发店打过工，还曾在夜市摆摊，这些工作对身份证检查不严格。在咖啡馆打工时，她被人叫做“小凤”。她总是应声很慢，因为那来自她借用的身份证。黄若依的朋友张宣说，因为怕被人发现冒用身份证，她每个工作最多做两个月。 　　今年的疫情让她在城市里受到的限制又加上了一环――她的微信是托张宣进行的实名验证，健康码也要用他的。她借用的身份证在2019年到期，这意味着今年她彻底不能坐火车了。 　　从2016年开始，张宣两次陪着黄若依去派出所咨询户口问题，但都绕不开“把你的父母叫来”。这成了黄若依落户过程中越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她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根据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她需要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来办理户口。当地一个派出所所长曾告诉她，“不拿鉴定你到我这来也没有用，我也没有权力去执行。” 　　但是，黄若依的父亲和母亲分居后，始终把她看作“归母亲管”的孩子，不愿意惹上麻烦，要求黄若依先拿出2万元才配合落户。这笔钱后来涨到了5万元、6.6万元。黄若依曾经把做亲子鉴定的人带到了父亲面前，父亲不愿意伸手配合采血。 　　黄若依开始寻求法律和媒体的帮助。她来到妇联时，工作人员说，本可以帮她找法律援助，但她没有身份信息，没法开推荐信。黄若依去找了律师，想咨询能否起诉父亲，强制要求他配合。律师说，由于她没有身份信息，不能立案。 　　最后，黄若依来到报刊亭，到报纸上去找记者的联系方式。 　　9月16日，《南充晚报》根据她的叙述刊发了报道，随后有警察给她打了电话，说他们看了报纸，很快会为她办理。9月22日，黄若依拿到了临时身份证。 　　拿到身份证后，黄若依首先想到的是上学的问题。 　　她没有上过学。她可以在微信上打出大段的文字消息，但提笔写字对她来说很困难，“要照着写才行”，“乘法口诀”也不太会背。朋友刘妙说，以前自己去上学的时候，黄若依就无处可去了。“她认识的字都是自学的，自己看书学的。”黄若依的母亲教会了她拼音，而电视成了她重要的老师，“从少儿频道里学到很多东西”。 　　现在，黄若依住的地方有一个两层的书架，上面摆放着十几本书，有《逻辑思维训练1000题》《每天健康一点点》，还有一套小学语文的教材，书脊上写着，“义务教育教科书”。 　　“义务教育”这个概念，近几年她才明白。过去，她一直以为不能读书，是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有钱人家孩子才能去学校上学”，因此，她几乎从未在母亲面前问起读书的事。 　　黄若依说，她童年时对未来的职业也曾有很多幻想。她曾经觉得“做警察真好”，还想过成为国家级运动员。但是，没有上学，这些都无从谈起。 　　9岁时，她有一天抱着一本书去南充市的一所乡村小学找邻居姐姐，就在窗边站着。一个老师看见了她，以为她是某个班级上的学生。黄若依告诉她，自己不上学，哪个班的都不是。老师说，你把你妈妈叫来，不收学费，只给书本费就好。经过一番劝说，妈妈同意她去那个学校旁听三年级的课程，但没有学籍。 　　很快她们又搬家了，学校生活只持续了3个月左右。 　　10月30日，她来到南充市教育局，了解是否能重新接受义务教育。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这么大年纪的学生没有学校收。他们建议她可以去试试职中，但是职中也没有义务接收她。 　　黄若依理解教育局的意思，“是当时的监护人给我造成这样的后果，就是说国家没有一定的义务去弥补。”但黄若依觉得，“小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些问题，而且我从12岁左右，就没有人一直带我，完全是自己长大的”。 　　离开教育局，黄若依又来到自己曾经旁听过的那所学校，想看“能否接收我这么一个特殊的学生”。副校长说，听说过她的故事，感觉很同情，但是她的年龄比较尴尬，很难单独规划出来一个教师来教。“这么大的人，来上学也会很奇怪”，学生和其他家长都会有看法。 　　小学无法接收，她又去职中咨询。11月2日，黄若依来到四川省南充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老师说，没有学籍不能收，但是由于她情况特殊，可以去问问教育局能否出示一个什么证明，这样他们有可能会收。 　　尽管在朋友吴青云看来，重返校园并不现实，但黄若依自己倒向往那样“枯燥”的生活。“拥有的人不会去珍惜”，她想住在封闭式学校里面，只有周末可以出来，按时睡觉起床，“在学校里面你除了学习什么也不能干”。她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得到调整。除此之外，她觉得以现在的文化程度，她只能选择工资不太高的工作。 　　2 　　小时候，黄若依并没有感受到“黑户”带来的影响。她常去的黑网吧、商场、书店不需要出示证件，身边的玩伴也都是未成年人，都尚未拥有身份证。“我当时没觉得我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2013年，17岁的黄若依在江苏打工时被要求提交身份证。辗转找到父亲，她这才发现，家里的户口本上没有自己。“纸包不住火”，对公司推脱了几次“身份证正在办理”后，黄若依离开了那个岗位，回到南充老家。 　　黄若依记事起，她父母已分居，她随母亲生活，但12岁时母亲和她失联。找不到父母，为了谋生，黄若依只能借朋友的身份证在本地租房和找工作。 　　黄若依说看到别人家人团聚，她觉得“只有我是一个人”。甚至看到恋爱的情侣，她都想到“我没有身份证，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2019年，黄若依曾和前男友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节点上。男方父母隐晦地说，“要先把户口问题解决了”，男友没有站出来维护她。他们很快分手了。 　　因为没有身份证，她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小时玩伴徐晴告诉记者，“她以前没有身份证，条件特别不好的黑宾馆才会收她。”张宣还把家里的房间腾出来给她住过一段。 　　她用着借来的身份证，照片上的人和她并不相像，她总解释会说，“瘦了，所以样子有变化”“化妆了”。但她还是“提心吊胆，像过街老鼠”。“如果被发现了，我也就实话实说，这不是我想的，我没办法。”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采访时，黄若依的父亲黄大前说，黄若依在家排行老三，当时上户口需要交罚款，他们拿不出来这个钱。现在他也不是存心阻挠，只是觉得，家里有些事还没有说清，这个女儿应该是归母亲管，担心以后她母亲回来，产生纠纷。他还说，钱是帮她母亲存的赡养费。 　　黄若依的母亲姓名不详，黄若依说，可能叫“王巧”或“王宗巧”。她是陕西安康人，高中学历。根据黄若依的说法，她20岁时被外公赶出家门，来到广州打工，遇上了当时30岁的黄大前，后来随他来到四川西充县。按照黄若依和其父亲的说法，黄若依母亲有些精神上的问题，她曾见过母亲在烟盒、旧报纸、广告页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贴满出租屋的墙。 　　徐晴还记得她最后一次见到黄若依母亲的场景：在“黑宾馆”里一个非常破旧的房间，黄若依的母亲问12岁的黄若依有没有钱，黄若依给了她100元。她母亲当时似乎要退房离开。 　　那100元是黄若依在电玩城里用游戏币一点点换来的。黄若依回忆，母亲经常消失一两天、三四天，最后彻底失联了。网吧、电玩城成了她童年的避风港。 　　“她相当于是自己养活自己”，当时读三年级的徐晴家住那个网吧附近，她在这里认识了黄若依。黄若依和她一样大，但却和他们不一样，“又瘦又小，精神状态一点都不好”。她回忆，当时小区里的大人会当着黄若依的面说她像“吸毒”的人。黄若依往往就默默听着，也不反驳。 　　徐晴说，黄若依几乎靠在电玩城里赢钱为生：用游戏币换钱，一天赚几元，或者十几元，“有钱就有饭吃，没钱就不吃”。后来网吧的阿姨看她挺可怜，让她在那里当了个小网管，一个月给她几百元。刘妙还听说，黄若依有时候饿了或是渴了，就去百货大楼，要免费的水，或者吃一些免费品尝的东西。 　　黄若依说，和母亲在南通顺庆生活的5年中，他们差不多隔两个月就要搬家。她从来没上过学，但是，妈妈会把她打扮得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样，周一到周五让她背个书包出去，里面装个本子和笔，别人放学的时候才能回家。这种生活至少持续了两年。 　　她背着书包在城市里游荡，最常去的是五星花园附近的商场、肯德基、德克士，在那里参加小朋友的活动，赢礼品，也在那里看电视。张宣说，她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我们没去过的地方，她全都去过”。黄若依回忆，她有时候会找一个人少的地下通道，坐在台阶上拿着书看。路人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她往往默不作答。 　　吴青云是黄若依18岁左右在动漫展览上认识的朋友，刚见她时，吴青云觉得，“从来没见过这么瘦的女孩”。 　　她会攒钱买一套动漫服装，穿到动漫展览上去。角色扮演成了黄若依后来最大的兴趣。“你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会有别人也喜欢这个角色，可能会以这种方式来博得一种关注，就感觉你就会有朋友了。” 　　3 　　刘妙是黄若依十几岁时的玩伴，最初听她说起身份证的事，觉得“办身份证不是很简单吗？”“对于我们这种有身份证的人来说，怎么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身份证的人呢？”。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黑户”有13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1%。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这份意见提到，“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 […]

原标题：广东高等教育的几次“先行一步” 澳门青年大湾区圆创业梦。新华社发 我国新时代区域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以往注重单个城市建设走向更加注重城市群的培育与建设，尤其是作为国家战略的三大城市群建设――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将越来越呈现“强互动”发展趋势，区域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也备受关注。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个“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正在形成。 广东高等教育在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方面的几次“先行一步”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基础首先来自于广东高等教育的改革和转型。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后，广东高等教育愈加主动发力，尤其是在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识和水平方面，有几次值得一提的“先行一步”。 2011年，广东“先行一步”，率先开启了由政府主导的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探索。经过几年实践，不但走在全国前列，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推广经验。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现代学徒制甫在全国铺开。 2015年，广东又于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出台之前“先行一步”，力推“高水平大学建设”和“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的“双高”建设方案，经费投入令全国瞩目。“双高”建设以来，广东高校取得显著进步，不但入选ESI世界排行的高校和学科大幅上升，而且在科教融合协同推进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取得显著效果。 2016年，广东再次“先行一步”，启动遴选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试点学校。在广东方案的探索实践基础上，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一大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经过几年的探索，广东的14所试点本科高校已不断打破传统学科定式，积极推进各种与企业行业合作办学模式，切实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 这几次“先行一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广东高等教育正在探索和形成贴近区域发展和产业优势的“科-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并逐渐在全国产生更大影响。而当这一系列高等教育发展转型战略顺利推进并取得较好基础后，广东的主要发达区域又被纳入作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之中。加之三地高等教育合作素来比较密切，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高职院校”的高等教育集群架构。研究型高校的阵营主要包括位列世界大学排名前一百强的几所香港高校，澳门的澳门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以及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等，这些大学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起主要支柱作用。应用型大学则主要为大湾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近年来尤在佛山、东莞、珠海等地市发展迅猛。高职院校则事实上早已形成各有特色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比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早已起到先行示范作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等也因与当地产业有很好的人才培养对接而闻名全国。 粤港澳大湾区很适宜打造“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在其资源禀赋和组成结构上与美国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比较相似，很适宜打造“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尤其是近年来在立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在优化三地教育合作与资源配置并加快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方面也颇有创举。比如积极推进珠三角与港澳科研机构、高校共同组建联合研究中心、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国际合作实验室，面向港澳开放广东省科技计划专项及资金，建立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保障大湾区人、财、物在教育科研领域的顺畅流通等。当然，同时也面临不少现实问题，比如三地之间体制机制差异带来的合作瓶颈，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不同带来的理念冲突等。但总的说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的思路已渐趋明晰，未来发展可期。 未来要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升级，应主要考虑如何使三地之间的高等教育资源得到更优化配置，更进一步推进其与大湾区活跃的产业集群高度互动，并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发展提供强力支撑。一方面，需要从政策上厘清定位并整体推动，使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与全球科创枢纽建设联动并提供人才支撑，尤其使港澳能真正参与到这个进程中去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实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资历框架建设。要与港澳进一步探索并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资历框架构建，建立大湾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学分互认机制，实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值。粤港澳大湾区资历框架的构建，便于制定区域教育资源共享的准入条件和方案，也利于真正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区域教育空间格局。 一定程度上来说，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块“试验田”，集群发展和以往的发展方式不同，亟须走出一条超越现状的路。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级的创新环境和条件，应有底气和自信去探索如何办好以“科-产-教”融合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湾区高等教育模式，并带动全国更多区域甚至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革新。 （作者：陈先哲，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高中毕业开网店 大学办起加工厂 　　图为刘童童（右）在汉服工厂内研究汉服布料设计、制作细节。受访者供图 　　随着大学生活接近尾声，不准备考研、暂不找工作的刘童童有了更多时间在自己的汉服工厂、办公室和网店之间来回奔波。她身边常备4部手机，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以便联系客户。 　　虽然只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但是刘童童的创业已小有成就。2019年，她创办的安庆市同袍服饰有限公司盈利500万元，今年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上半年盈利已经超400万元。 　　从最初单纯地喜欢汉服到创办企业，刘童童用了整整5年。她经历过失败，受到过嘲讽，遭遇过资金财务危机，但她对传统文化和汉服的热爱矢志不渝。 　　高三毕业开起汉服网店 　　刘童童就读于安庆师范大学2017级法语专业，从小就喜欢古诗词和古代装饰。高中时通过贴吧和微博等途径接触到汉服，被汉服的美所吸引。由于汉服价格普遍较高，自己家境普通难以承担，刘童童萌生了做汉服的想法，“一切都是源自热爱”。 　　刘童童从汉服论坛、贴吧学习版型款式开始，两年时间便迅速“入行”。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同学们都出去游玩了，刘童童却开办了一家汉服网店，主营汉服设计与销售。“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做到收支平衡，根本赚不到钱”。 　　初次创业由于缺乏经验，她遇到的困难一个比一个难解决。 　　在一次与制衣厂的合作中，因为对方的失误，100多件汉服的衣领做小了，对方还不同意重做，临近交货日期，刘童童没辙了，只能和母亲一起亲手将衣领拆开修改，再一针一线缝合。连着几天彻夜未眠，才挽回了部分损失。这件事也让她萌生了办厂自制汉服的想法。 　　创业把自己熬成“万金油” 　　高考后填报专业时，刘童童选择了法语专业，因为她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出国推广汉服文化，能在巴黎时装周展示自己设计的汉服。 　　上大学后，刘童童的视野开阔了，想法也变得更加成熟。她创办了设计制作汉服的制衣厂，将公司更名为安庆市同袍服饰有限公司，网店规模也扩大到3家。自制自售的模式节约了不少成本，公司开始步入正轨。 　　但更大的困难接踵而至。由于缺乏专业工作人员，刘童童身为公司总经理也常常要亲自去浙江的布料市场购买原料。连夜赶火车本就令人疲惫，为了省住宿的钱，她经常在到达当天就要跑遍整个市场寻找自己需要的布料，往往饭都吃不上。 　　公司缺少缝纫工，她就自己坐上缝纫机台操作；缺少美工，她就自学修图、剪辑软件；缺少设计师，她就钻研传统文化将其融入汉服设计……她的体重也从大一时的100多斤降到现在的80多斤。 　　就这样，刘童童硬生生地把自己熬成了样样精通的“万金油”。她表示，刚开始会累到想哭，但既然选择做好这件事，就必须要精通这些技能。 　　创业之初，曾有人对刘童童表示不理解，“小小年纪懂什么传统文化”“非正统”“花里胡哨”……她身边的质疑和嘲讽声从来没有间断过。“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只想着去做好该做的事。竞争对手督促着我学习，学校创业指导老师也总是给予关键提议。”刘童童说。 　　创业路上，郭雨辰和汪国峰是刘童童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一个在广西，一个在安庆，三人在汉服贴吧相识，刘童童对郭雨辰自主设计的汉服十分感兴趣，于是相约见面交流，一见如故。汪国峰与刘童童相识在一个汉服爱好群，线下见面后，发现创业理念合拍。 　　如今，郭雨辰和汪国峰在同袍公司担任设计师和行政管理职务，刘童童的创业团队也越来越专业，有精通刺绣缝纫的“熟练工”，有研究汉服款式多年的设计师，也有专业管理人员……一群怀揣汉服梦的人聚在了一起。 　　以汉服为“媒”传承传统文化 　　“做最美的最正宗的汉服”一直以来都是安庆同袍服饰有限公司的企业理念。这些年，刘童童努力钻研传统服饰文化，她和设计师甚至研究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理论，从花鸟图案到系带、袍衫的式样，再到裁缝工人的选聘，每一个细节都亲力亲为。唐代的唐俑、敦煌的壁画、韩熙载夜宴图……这些传统文化作品也都曾给刘童童创作灵感。 　　如今刘童童又开办了一家绣花厂，她的产业链几乎涵盖了整套汉服制作流程。据了解，一套精心设计的汉服样衣，包括选料制版绣花等工序，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她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在原创设计上，为的就是做出最能体现汉文化的传统服饰。 　　眼下，她聚力线下，忙着开启融资，计划设立线下的产业园，打造更全面的汉服产业链。 　　近日，在安庆师范大学和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镇政府的协调支持下，刘童童团队来到该镇燎原社区开展专场招聘会，促进社区贫困人员就业，宣传传统文化。 　　在创业赛事中，刘童童团队也频频获奖，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等，她本人也被评为2019年度安徽省“向上向善好青年”，是50名当选人中唯一的在校大学生。 　　安庆师范大学团委书记陈东表示，汉服文化在高校学生群体中有较高的欢迎度，不少高校都成立了汉服社或相关社团。“通过设计大赛等系列活动，引导青少年用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为汉服文化推广注入创新活力”。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与安庆师范大学子衿汉服社合作举办“同袍杯”汉服设计大赛，来自安徽省15所高校的108位学子参加比赛。目前，同袍公司正计划与来自各高校的优秀设计师们签约，讲好传统文化故事，也为汉服产业选拔人才。（记者 王磊 王海涵 通讯员 汪傲）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体教融合 学校和家长一个都不能少 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的学生在进行体育锻炼。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摄 “平时管孩子的功课都忙不过来，哪儿还有空亲子运动？”“语数外还行，但体育太专业，我们不会辅导”……每年新生入学，不同的家长都会抛出同样的质疑。在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以下简称“科大附小”）专门设置的体育家长会上，体卫处副主任冯庆每年都能感受到家长观念和学校强调体育的“交锋”。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从宏观层面呼唤全社会正视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 作为一所成都知名的公办小学，科大附小在体教结合的路上已经探索10余年，不少举措可谓走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体育老师当班主任、体育家庭作业、体育家长会、将学生的健康指标列入教师的绩效考核体系，等等，“‘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是学校的课程理念。”该校副校长童欣介绍，要推行这一理念并非易事，学校动起来是根基，教师动起来是前提，学生动起来是关键，家长动起来才是保障。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当孩子成为科大附小的新生，家长手里会领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一年级入学通知书”，一份“家长入学通知书”。在这个“新学堂”，家长要先于孩子作为“新生”入学培训。 据童欣介绍，针对新生家长，学校会邀请各领域的专家或学校骨干教师开展家庭育儿教育有关课程，其中就有体育专场培训。“目的是把学校的改革理念系统地传递给家长，请家长和学校能够达成协同育人的统一战线。”他表示，学校育人有三个目标，身体好、情商高、学习能力强，而体育正是有助于学生实现目标最有效的途径。 根据学校公布的检测数据，“学生近视率为36.5%，低于成都市的平均水平；体质监测的优秀率从2014年的百分之二十几到今年已经超过45%。”童欣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今年学校毕业班学生平均身高为155.24厘米，其中身高最高的一个班平均达到158厘米，“班主任吴华侨是一名体育老师，他有篮球特长，经常带着孩子去打球、摸高。” 选任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在科大附小早已不是新鲜事，自2015年起，共有27名体育老师担任过班主任，目前，全校52名体育老师中，有15位正在担任班主任。出人意料的是，“这一举措鲜少遭到家长反对。”在学校体卫处主任唐继成看来，2013年开始实行的体育家长会为家长观念的转变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站上讲台面对家长，一开始让体育老师很有压力，“尤其对于年轻老师，不少家长比他们大，先不论家长会不会听他说，单是体育在刻板印象里的地位，单独开会已经让不少家长觉得多此一举。”作为资深体育教师，唐继成听到过太多理由：自家孩子不是运动的料、自己没能力指导孩子完成运动、孩子学业压力过大……“大部分都对体育运动存在误解。”他表示，听到家长尖锐的提问越多，越觉得开设体育家长会的重要性，“家长是孩子第一位老师，消除他们对体育的误解，才能真正帮孩子形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最初，家长会氛围微妙时，唐继成会提问：“各位家长有没有从学生时代就保持至今的运动项目？”他记得，偶尔有人提到登山、跑步，大多数鸦雀无声。“爬山、跑步什么都行，请家长和孩子一起锻炼，为的是给孩子创造一个运动的氛围，培养对体育的兴趣，延续好了也许能拓宽人生的路径，若只是当成爱好，也能在未来给他一个排解压力的方式，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家庭和学校最该关注的。”唐继成表示，“道理”还不够，“数据和案例才更有力。” 身高、视力、运动成绩，一番数据的对比分析便能让家长清晰地看到孩子的变化，而校内不乏运动、学习兼顾的优秀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动”家长。通过每学期定时召开的体育家长会，邀请家长在学校运动会中担任裁判、参与入场式等方式，“健康第一”的思想也逐渐深植家长心中，渐渐地，家庭也成为学校之外的另一个“操场”。 据童欣介绍，学生在科大附小基本能保证每天近3个小时的锻炼时间，学生回家以后，也要完成体育家庭作业，“老师会通过视频作出动作示范，包括练习时长、次数等，通过班主任向家长发布，学生练习时也需录制视频，回传后由老师进行评定，成绩将纳入体育期末成绩。”在疫情期间，学校还通过线上方式进行了跳绳、颠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 “有了家长配合，学校的氛围才能真正活起来，学生的健康才能真的好起来。”家长在教育中的关键作用，科大附小校长康永邦曾总结道，“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体教融合”更要学校给力 家长参与不等于学校“转嫁”教育任务。康永邦曾表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如何形成合力，是学校关注的重点和焦点。 学校对体育的高度重视从康永邦于2007年到任科大附小校长开始。目前已从教37年的他是数学老师出身，当年看到开学典礼上陆续有学生晕倒，让他“很受刺激”，他多次向媒体表示，教育质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只有竞争没有健康的教育是不顾未来的“短视”行为。 2008年，学校将儿童“看得远――儿童近视率、长得高、立得稳、跑得快、坐得住、想得通、处得好”等指标纳入对教师和班集体的绩效考核改革，率先在全国提出“儿童健康是评价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童欣以近视率为例，“学校每年会对学生进行4次视力检测，数据对比后，如果一个班的近视率增长超过5%，这个班的近视防控工作就不到位，班级和老师的绩效和评优就会受到影响。” 为了让学生走到室外，走上操场，2014年，学校就提出每班每天一节体育课，大大增加了学生的锻炼时间。此外，学校的阳光大课间延长为1小时，童欣算了笔账，“原来三四十分钟的大课间，学生上下楼、集合后，掐头去尾，真正能在操场上活动的时间就20多分钟。”加上延时服务的课外体育活动，科大附小的操场几乎没有闲时。 校内随处可见的视力检测表，所有教师统一穿着运动鞋，墙上一个个打破田径、乒乓球等运动纪录的校内明星、“校友”网球世界冠军晏紫的故事，科大附小的校园里随处都有体育与健康的元素。最令人瞩目的是挤在走廊、车库、屋顶的乒乓球桌，“占地总共只有73亩的4个校区，见缝插针放了829张乒乓球桌。要服务于6700多名师生。”童欣介绍，虽然学校出了网球名将，但身处寸土寸金的城里，乒乓球在活动空间有限的学校中更便于开展，“除了为专业队发现人才，更为了让学生从中得益，单打竞争、双打合作、捡球助人为乐。” 通过10余年从“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的探索，“我们意识到体教融合不仅是为改变体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同时也是希望体育能对整个素质教育起到杠杆作用。”童欣坦言，相对于中学阶段，小学践行体教融合“阻力”更小，但尤为关键，“小学阶段是每个人身体发育的敏感期和关键时期，必须打牢基础。更重要的是，这阶段帮家长和学生形成对体育的重视，认识到体育的教育作用，这对学生今后在不同阶段都能坚持体育爱好至关重要。”而这样由家校联动实现“体教融合”的小学多一些，未来中学、高校“体教融合”的路也能走得宽一些。（记者 梁璇）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南京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为何都能当班主任 　　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的体育老师在指导学生进行体育活动。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供图 　　因为学校的8名体育教师里有5人是班主任，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红山分校最近火了。据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校长邵长峰近日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其实，学校的8名体育教师除了5人是班主任，另外3人也都当过班主任，现在分别是副校长、德育副主任和初三备课组组长，而且在5名担任班主任的体育老师中还有2人同时兼任年级组组长。可以说，这所中学的体育老师人人都被委以重任，这与国内大多数学校里体育老师的弱势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对体育老师如此器重？据邵长峰介绍，这与体育老师积极介入学校教学和管理工作后给学校带来了方方面面的良好成效有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老师对于学校活跃教学氛围、提升教学质量的作用就像体育对于促进学生成长一样，具有综合效应和全面价值。 　　在国内的教育语境里，班主任通常都应该由语数外等主课老师担任，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只是偶然现象，并且很容易引起家长的误解。不久前，青岛某学校家长向教育部门集体投诉体育老师当班主任一事就广受关注，这也代表了国内大多数家长的一种心态――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就代表着自家孩子不被学校重视。而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不仅体育老师可以当班主任，并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据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副校长傅长柏介绍，自2010年以来，学校体育老师担任过或正在担任班主任的年限，少则1年半，多则7年。在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的现象，已经从个别变为常态。傅长柏本身就是体育老师出身的副校长，他回忆，虽然在体育老师最早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家长们有过质疑，但由于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的正向作用很快显现，因此家长们表达顾虑的时间实际上并不长。 　　傅长柏介绍，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是一所创建只有十几年的年轻学校，最早是2008年，一名叫顾琴的体育老师申请成为班主任。这是学校体育老师争相成为班主任的发端。 　　顾琴作为班主任带了两届初中生，共计6年，根据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提供的一份获奖信息，从2012年至2019年，顾琴所带的班级及其本人共获得省、市、区的各级奖项20余项，突出的成绩也让顾琴后来成为南京市德育青年优秀教师、学校德育副主任。傅长柏表示，当家长们看到，体育老师带出来的班级不仅不差而且很优秀时，自然也就不会再对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一事提出任何异议。 　　中国的不少家长对体育老师的印象和大多数国人对运动员的印象相似，即认为体育老师只是运动能力很强，这也让家长们通常不太愿意让体育老师当孩子的班主任，担心孩子在这样的班级里，除了体育，可能其他各科成绩都会下降。 　　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的经验表明，家长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名负责任、有能力和热情的体育老师，往往更容易做好班级管理工作 　　邵长峰评价，该校体育老师做班主任做的非常出色，“体育老师做班主任，他们不仅仅是体育老师，也是班级的管理者。体育老师通常都比较有活力，更容易带动和感化学生。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班级氛围都很活跃，各种活动开展的丰富多彩，能够把学生们很好地团结在一起。” 　　邵长峰认为，班主任的工作不仅是督促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成长。体育老师更擅于用体育的手段去教育和管理学生，比如规则教育、团队教育；加上体育老师更容易和学生们玩在一起、打成一片。因此，相比主课老师，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有自己的独到优势。 　　此外，“现在中学的体育老师，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文化水平都很高”，傅长柏表示，“可以说，体育老师完全可以成为多面手，至少从初中来说，体育老师带着学生读英语、背单词、复习语文等都不是问题。家长们担心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孩子的学习成绩就会受到影响，那都是偏见。” 　　而且，据傅长柏介绍，“班主任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每学期结束的时候，由老师们自己提出担任班主任的申请，根据老师的申请情况，由德育处筛选形成名单，再报校务会研究确定哪些老师可以担任班主任。只有综合能力比较强，有爱心、责任心，懂教育方法、有教育情怀的老师才能做班主任。” 　　在邵长峰看来，从最早的一名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到5名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 “学校的体育老师们互相学习，争相上进，自我要求也越来越高。”2018年南京市第九届先进教研组评比过程中，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共有3个教研组当选，在南京市各初中里，是获奖数量最多的学校，学校3个获奖的教研组就包括体育组。 　　今年2月，在新冠疫情刚刚暴发不久，当国内各级学校原定的开学日期被迫延后的时候，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的体育老师陈雷就在媒体上火过一回。作为班主任的他，给自己正在带的初三（3）班的学生拍摄了一段3分钟的“重回”校园视频，这段视频被不少媒体转发，被称为是疫情期间最暖心的一段“返校”视频。陈雷在空荡荡但对于学生来说非常熟悉的教室里给学生们上“开学第一课”，讲授新冠病毒知识，勉励同学们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短短的3分钟视频满满的温情和正能量，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正是邵长峰所说的，在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方面，体育老师可能有着更活跃的思维和更高的情商。 　　多年来，因为对体育老师的重视，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也成为不少学校学习的对象，但是有些工作是这些学校怎么也学不会的。比如，学校的大课间活动，强调的是全体学生的快、静、齐。这体现着学生的纪律性、规范性和有序性。如果不是体育老师全面介入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把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手段融入到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去，全体学生也就很难自觉地养成规范意识、规则意识。这可能也是其他学校想学习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的特色大课间，只能学到皮毛而学不到精髓的原因。 　　说到体育给学生带来的最大改变，傅长柏认为，学习成绩的提高可能只是其次，体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养成了一种习惯，傅长柏说：“习惯决定一切，习惯好了，学习就不会差的。” 　　无论是从体育教师的师资，还是从学校所处的外部环境，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并没有特殊之处，但是学校因为重用体育老师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邵长峰看来， 南京十三中红山分校所做到的，可能国内大多数学校都能做到，最重要的是观念要转变，因为很多学校还是不敢用、不相信体育老师，没有看到体育的综合教育功能。（记者 慈鑫） (责编：郝孟佳、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