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业博士扩招，数量和质量如何保证“并驾齐驱” 　　从今往后，报考博士的考生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到底是考学术博士，还是专业博士？尽管考生个体选择存在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专博招生，将在最近几年迎来高峰。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称，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进一步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9年，累计授予专业硕士学位321.8万人、专业博士学位4.8万人。有专家预测，大幅扩招后，专业博士年均授予量将达到2万人以上，接近当前博士规模的三分之一。 　　专业博士与学术博士“水平相当但本质不同” 　　今年起，一系列针对研究生教育的调整和优化政策不断出台，“扩招”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信号。这次《方案》又明确提出，专业硕士招生提高至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专业博士招生数量。 　　事实上，2017年专业硕士首次超过学硕招生人数，到2018年专业硕士招生人数占比近58%，专业硕士招生提高至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并不存在问题。换句话说，这一《方案》对于博士培养，特别是专业博士的发展呈现出最意味深长、也最值得关注的变化。 　　何谓专业博士？专业博士和学术博士，究竟有多大区别？ 　　“专业博士与学术博士都处于博士教育层次，培养目标指向不同，学术博士更强调‘顶天’，致力于对前沿理论问题的原创性研究；专业博士着眼于‘立地’，强调对复杂工程技术或管理问题创造性解决。”武汉大学教授刘亚敏这样描述两者的差别。 　　1920年，哈佛大学最早启动教育学领域的专业博士项目，设立教育博士，旨在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在实践领域寻求职业发展”；而学术博士作为“学科守护者”，仍以学术性研究为价值取向。 　　“从设立之初，这就是两种水平相当但本质不同的学位。”在兰州大学教授包水梅看来，“专业博士和学术博士，本质区别在于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培养模式及人才质量标准不同。”具体地看，学术博士培养目的重在学术创新，专业博士主要培养特定社会职业的专门应用型人才，如工程师、医师、教师、律师等，培养目的重在应用技术能力。 　　目前，许多高校对专业博士考生的要求是，具有一定年限的实践工作经验。考生于丽报考专业博士前，已经在北京某高校行政岗位工作了7年。她选择报考了专业博士，原因是想“带着问题去读”。 　　专业博士占比小，学术博士面临“市场错位” 　　1997年，我国专业博士首次设立于临床医学领域，次年共招生436人。截至目前，已设立工程、口腔医学、教育、兽医、临床医学和中医学六种专业博士类型，2018年共招收专业博士6784人。 　　专业博士招生规模年年增长。即便是这样，在一些人看来，我国专业博士的培养规模仍有可扩大的空间。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在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里，专业博士占博士学位授予总数的一半以上。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王坦的一份研究显示：这20年间，我国专业博士招生扩大约16倍，而同期博士招生总数仅扩大6.4倍。 　　“2018年，我国专业博士招生数量处在历史最高位，依然只占当年博士招生总数95502人的7.1%。”王坦告诉记者，“不管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占比上看，我国专业博士与学术博士相比，差距巨大。” 　　专业博士发展驶入快车道，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市场的需求。 　　《方案》提出，博士专业学位发展滞后，类别设置单一，授权点数量过少，培养规模偏小，不能适应行业产业对博士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 　　“从结构上看，学术博士所占比例过高，供给大于需求，他们的传统就业渠道，如去高校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或学术研究工作的通道越来越窄。”刘亚敏发现，越来越多的学术博士到行业、企业从事技术研发或管理工作。这样一来，现实供给和实际需求“发生了错位”，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增设专业博士类型，扩大专业博士招生规模，以满足行业、企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博士就业走出‘象牙塔’是全球趋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传毅表示，美国科学基金会每年针对毕业5至25年的博士的追踪调查显示，仅有约一半的博士在大学或四年制学院任教。 　　这一比例在我国更低。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博士毕业生到高校和科研机构任职的比例仅约38%。 　　王坦的研究印证了这个趋势，“随着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逐渐扩大和学术劳动力岗位的逐步饱和，博士毕业生去向呈多元化趋势，博士学位和学术职位间的传统联系开始脱钩，我国的博士毕业生已越来越多地从事非学术性工作。” 　　对于专业博士招生规模的增幅，刘亚敏难以给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她坦言，“新增的博士生招生计划将主要用于专业博士”。她预计，专业博士近几年将以增量调整为主，逐步过渡到存量调整为主，“10年后，我国专业博士很可能与学术博士将并驾齐驱”。 　　专业设置不能盲目追求数量扩张 　　中国传媒大学研三的刘艺南正准备考博。她并未受到“专业博士扩招”政策的影响。一方面，各高校对于专业博士招生的具体计划还未出台，另一方面，在新闻学领域，并未设置专业博士。 　　到底哪些领域要增设专业博士？标准又是什么？ 　　《方案》提出，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的重点是工程师、医师、教师、律师、公共卫生、公共政策与管理等对知识、技术、能力都有较高要求的职业领域，也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按照成熟一个、论证一个的原则，在其他行业产业或专门领域中设置，一般应具有较好的硕士专业学位发展基础。 　　理论上，大幅扩招，要通过增设专业博士类别来达到。目前，法律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等需求旺盛的专业硕士尚无相应的专业博士类型。在设置专业博士时，是否应该存在与之对应的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是一个整体，从成熟的专业硕士向专业博士过渡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但并不表明所有的专业硕士都一定会有与之对应衔接的专业博士。刘亚敏表示，“这既取决于对博士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市场需要，也取决于高校自身的培养条件”。 　　我国在专业博士点审批、类型设置、招生计划等方面，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市场调节显得相对弱化。王坦建议，专业博士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不能盲目追求类别增设、布点增加和数量扩张。 　　专业博士与学术博士须避免同质化 　　记者调查发现，前些年，拥有学术博士学位授权点是申请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重要支撑，学术博士的博导数量是申请专业博士点的必要条件，但问题随之而来。 　　王传毅坦言，专业博士入校后，如果沿用培养学术博士的条件与方法，可能会陷入一个困境――即若在降低学术要求的同时，没有强化实践创新的培养导向，既不“学”，也不“专”，专业博士很容易沦为学术博士的次等品。 　　类似的问题在专业硕士层面已然存在。 　　按照相同逻辑，近十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专业硕士的招生数量，学生们对专业硕士的接受度不断提升。和专业硕士一样，专业博士对专业实践基地、校外导师的数量和质量都要求颇高，很多高校依然困在“重学轻术”的传统观念之中。 　　王坦发现，专业博士培养出现了两个极端：一种是将其视为“编外人员”，既把它排除在学术博士培养模式之外，又未形成较为成熟独立的培养模式；另一种是将其视为“附属品”，几乎照搬学术博士培养模式，与“复合型、实践性”人才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 　　“专业博士的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寻找一条避免与学术博士同质化发展的路径，即如何加强实践性。”包水梅建议，这种实践性要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中加以体现，课堂教学可与实践教学交替进行，加大实践环节的学时数和学分比重，改革学位论文呈现形式，可采用调研报告、规划设计等形式，同时，将专业博士教育与相应行业的执业资格考试相衔接。 　　“专业博士教育发展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机遇期，但仍然面临着同质化问题，并且随着规模增长，培养条件的优化更为紧迫，产教融合基地和双导师队伍的建设以及教育评价机制改革都必须尽快推进。”王传毅说。（陈鹏） (责编：李依环、熊旭)

　　在很多中国人成长过程中，体育课被语数外等主科占用称得上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没有话语权之外，“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等调侃也显示出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弱势地位。 　　重智育、轻体育的倾向，是学校教育里老生常谈的棘手问题。相关政策一直在出台，体育课“走过场”的现象却仍屡见不鲜；中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迅速发展，学校体育对竞技体育的贡献却屈指可数，中国青少年体质状况也在过去30年间持续下滑。 　　让体育课强起来、让中国少年强起来，必须来一场观念的解放和变革。体育课不只是跑跑跳跳、打打闹闹，而是要掌握本领、学会项目；体育课不限于课堂上的45分钟，还要有课余的“作业”和人人参与的竞赛；体育考试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几分、十几分，而是要逐步加量成为“主科”。 　　学校体育加强和改进方案发布后，有人认为，把体育课一下子提到“主科”的位置，是不是步子有点大？这显示出轻视体育的旧观念根深蒂固。 　　对于少年儿童眼镜化和身体素质下降的现象、对于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非常关注、多次强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强身健体就是“野蛮体魄”。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两者都不能偏废。只有把学校体育提升到应有的位置，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运动的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当然，对于加强体育课考核、体育中考提分等举措，不少家长仍有顾虑：体育中考变成100分，会不会给孩子和家长“增负”？会不会扩大不同地区的教育差距？ 　　家长的担忧，给学校体育评价体系的落实和细化提出了考题。学校体育要防止陷入“应试化”，避免体育课被考试牵着鼻子走，也要防止走过场，变成人人都得高分的“大锅饭”。发挥考试的引导作用，中考体育考什么、如何考、何时考，相关的考察机制应坚持科学记分、综合评价、稳妥推进。让孩子从体育课中收获快乐，与文化课学习相互促进，才是学校体育改革的本心。 　　与此同时，强化学校体育绝不仅仅是提高测试分数这么简单。由于学生的身体素质存在差异、各地的体育师资力量和场地器材配备并不平衡，学校体育的短板需要尽快补齐。把体育课开齐开足、提高体育老师的地位、加强器材建设，很多工作都要做在前面。 　　这几年，青少年体育常常成为热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国家长对孩子的身体素质愈发重视。在许多大城市，送孩子参加体育兴趣班已成为不少家庭的固定教育支出。但另一方面，学校体育的地位却仍显尴尬。在一些地方，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甚至遭到家长集体反对和投诉。 　　青少年“野蛮体魄”，学校体育不能缺位。让昔日“隐型”的体育课腰板硬起来，这场观念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刘�i) (责编：李依环、熊旭)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大举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改革教育评价制度，事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事关年轻一代的成长，事关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为此，《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发展素质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破除“五唯”顽瘴痼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总体方案》对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做了顶层设计。最重要一点是，突出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讲，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总体方案》将“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推进科学履行职责”作为重点任务，提出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强调各级党委要牢固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坚决克服短视行为、功利化倾向。在“组织实施”部分再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教育评价改革的组织领导。这有利于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保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总体方案》具有鲜明的方向性、导向性、针对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文件强调立德树人，强调树立科学成才观念。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着眼引导学生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文件针对不同对象、各个学段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 　　《总体方案》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对学生、教师的评价都提出了不同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不得下达升学指标，坚决改变简单以考分排名评价老师、以考试成绩评价学生、以升学率评价学校的导向和做法，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突出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的实绩，引导教师上好每一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稳步推进中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增强试题开放性。推进高等学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主动服务国家需求。 　　《总体方案》强调，全社会都要参与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因此，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不仅学校要改革，家庭教育也要改革，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教学观，重视人格的培养。同时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参与评价体系，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总体方案》一个很值得称道的亮点是，强调社会用人评价制度的改革，通过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促进平等就业、树立教育自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保障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总体方案》对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要求和举措都非常具体，关键在于落实。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体方案》的精神和要求，全社会都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教学观、用人观，全面正确地认识教育评价的性质和功能，不断探索，认真落实，使教育评价促进教育的发展，早日实现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者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21日 12 版） (责编：李依环、熊旭)

不客气地说，现在家访越来越式微。这需要改变。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强化一线学生工作。各级各类学校要明确领导干部和教师参与学生工作的具体要求。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将家校联系情况纳入教师考核。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述职要把上思政课、联系学生情况作为重要内容。这一“家访新政”从制度上、考核上、主体责任上布局，回应了学生和家长的内心关切。 15年前，《河南日报》一篇调查报道直指“老师上门少了”。5年前，《南方日报》的调查报道则发问：“家访少了，师生关系远了？”而如今，网络上依然有人不断表示不解：为什么去学生家里家访的老师越来越少了？ 这15年正好贯穿了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时光。这期间，只有幼儿园的老师上过一次门，中小学老师没有一位上门家访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顺便问了一下80后的同事，从中学名校毕业的她说，“从未有过家访”。这并非一种极端，而是很多家庭的“体验”。诚然，仍有学校、教师坚持家访，今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一位女教师题为《疫情之下的家访，一个也不能少》的文章令人感动。但总体上，家访越来越“边缘”，越来越“低调”，甚至出现了形式主义。 家访越来越少，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十几年前才有的。从我上世纪70年代末上小学，一直到90年代初高中毕业，从未有一位教师以家访名义上我家来。我内心曾经期待有加，现在只能引为憾事。在基层语境中，“家访制度”本身就十分模糊，家访更像是一种额外的关怀，而不是体现教育理念的责任。 前述“总体方案”对落实家访制度作出明确要求，可谓纲举目张，抓到了家访缺失的根本。 多年来，家访的要求虽然写在文书之中，但一般说来，是否家访并不影响教师考核。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微家访”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面对面的实地家访，甚至连“微家访”也逐渐式微，滑落为“群发布”“群通知”“群会议”。不得不说，当下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背负的各项任务较多，承压较重，而家访工作不仅难以量化，还显得成本较高，教师进行家访的主动性大为弱化，遂以形式化的、变了味的“家访”应付差事。 曾有地方教育部门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班主任每学年必须对班上所有学生进行一次家访。事实上，这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况且不执行的后果并没有体现。这说明，要想重振家访机制，教育部门、学校首先要严格管理起来、督促起来。不折不扣地落实制度，将家访纳入评价体系，使之成为与“课时”一样重要的项目。 家访体现的是家校共同承担教育责任之深意。说到底，它是课堂教育向家庭范畴的延伸，是教育文化对俗世生活进行的打探、共商与共鸣，以唤起对教育事业的共同重视与尊重。 笔者幼年时，有教师“跑烂鞋”，把出于各种原因被家长“拽”回家务农的学生请回教室。这当然充分显示了为人师长者的责任感，但我更认为，这是一种对于教育文化、教育艺术的致敬。在我高中毕业面临着是复读还是从军之关键选择时，我的英语老师曾经给我写过信，对我这个“英语渣”“语文尖子”鼓励有加。手写书信与星空下的话语，成为家访的一种弥补，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家访。 这种回忆催生我的深度思考――我们在怀念家访时在怀念什么？我们最想要的家访是什么样的？我想，我们怀念的还是那种亲情式的、纯朴自然的“围炉而坐”、促膝长谈。我们最想要的家访还是直抵人心的家访，而不是在技术化外表下变得僵硬、功利、冷漠的人际联系。家访须有“愿得一人心”的真诚、宽厚。 客观上，由于沟通方式的多样化、便利化，家校之间实际沟通频次、内容大大胜过既往情形。“从前车马稀”时，没有即时通信技术，敲门入户地家访就成为必须。有人就此认为如今已不需要“传统家访”。然而，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变革并不是弱化家访的理由。再厉害的互动技术，也无法代替情感的交流。家校之间一样会出现信息孤岛、信息壁垒，此时，面对面真诚沟通愈显重要。 家访是家校之间的沟通桥梁、黏合剂，是学生成长的催化剂，绝不是一种故纸堆里的“文物”。在当下，依然可以通过制度落实、人心协作，强化其对于教育的价值，重现其固有文化内涵。 伍里川 (责编：何淼、马昌)

很多时候，人们都以为它已经消失了。 它已和人类纠缠数万年。考古学家曾在古埃及木乃伊里发现过它的痕迹。肖邦、契诃夫、卡夫卡、鲁迅、萧红都被它夺去生命。为了对付它，细菌学家花费13年研制疫苗。如今，这款疫苗是中国新生婴儿的“出生后第一针”。 它是一种叫结核分枝杆菌的古老病原体，简称结核杆菌。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它已经被有效控制。但事实上，它带来的结核病仍然是全世界十大死因之一。2017年，全球有1000万人患有结核病，其中，估计有100万名儿童。 近日，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发生的校园肺结核疫情，又把它带回公众视野。2020年10月14日，该校发布情况说明称，最近一年，陆续发现在校学生肺结核病例22例。近期，该校对师生进行筛查后，发现43名学生胸部CT影像异常。 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20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根据估算，2019年，中国新发结核病患者约83.3万人，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1 肺结核一度被叫做“穷病”，很难将它和年轻健康的学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校园也是肺结核的一个重点防控区域。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教授高谦2020年3月发布的论文里，2017年，我国肺结核报告发病患者83万例，学生肺结核患者有4万多例，学生新发患者例数占全国4.87%。 高谦解释，从数据上看，校园不是肺结核的高发地，但学校发生结核病疫情影响面大，容易构成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社会重视，学生又是结核病防控的重点人群之一，因此，学校结核病防控是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主任医师初乃惠解释，在过去，贫穷的患者往往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从而感染肺结核。但对于学生、年轻白领等青年患者，他们营养充足，却有熬夜、失眠等习惯。 初乃惠接触的肺结核病人，以高中及大学阶段的学生和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居多。 她接诊过一个年轻的肺结核患者。这位患者确诊前和朋友泡在网吧里，连续几天熬夜打游戏，直至晕厥在网吧里。 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同教育部联合下发《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17版）》。一所学校在同一学期内发生10例及以上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结核病病例，或出现结核病死亡病例时，学校所在地的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现场调查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结果，判断是否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但是，从各个角度看，结核杆菌筛查并不容易。肺结核的主要检查项目有痰涂片和X光胸片检查，必要时可进行痰培养检查和药敏检查。根据中国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官网信息，目前，痰涂片结核菌检查是发现传染性肺结核病人的主要方法。痰中查出结核菌，就能确诊患了肺结核病。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丽娟介绍，相比其他细菌，技术手段很难捕捉结核杆菌，它潜伏多年，在人体内慢慢生长。吴丽娟认为，部分医院诊断肺结核的能力较弱，广泛应用的痰涂片检查法敏感性低，只能筛查出约10%的患者。由于检测条件有限，一些外地患者被误诊为其他疾病，辗转较长时间才确诊肺结核。 出现22名学生确诊病例后，江苏师大一名老师告诉记者，至今他们未从学校处了解到确诊病例的具体情况，很难确定自己是否属于密接人群。这个老师不清楚学院感染人数、排查人数，就连未来教学模式是否转为线上也没有被告知。 该校科文学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学校虽然陆续收到了当地疾控部门的病例告知书，掌握确切病例数和病患情况，但按照相关规定，学校无权发布通报。” 由于结核病不易诊断，高谦认为，当一个学校出现肺结核病例的时候，公布有多少病例、其中多少是真正的确诊病人，多少是临床诊断病人，多少是疑似病人或在潜伏感染期的病人，很有必要。 诊断结核病有病原学确诊和临床诊断之分。在临床诊断上，患者体内没有发现结核杆菌，属“菌阴患者”。高谦认为，一般来说，临床诊断的菌阴结核病患者是处于早期还未排菌的状态。结核病的传染源，不是“菌阴患者”，而是在患者体内发现结核杆菌的“菌阳患者”，后者更需要公共卫生重点关注。 2 为宣传防控肺结核知识，一些相关讲座会不时出现在校园里。初乃惠就曾参加北京防痨协会组织的讲座，到北京的大学讲解结核病的相关知识。但是，她发现有学生对结核病讲座的热情度不高，不愿参加，“大家普遍认为这东西跟自己没关系”。为此，初乃惠不得不请辅导员多组织学生参与。 每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许多医生在电台、电视、报纸上讲解结核病的知识。初乃惠收到的听众反馈，大多来自结核病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同事。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谭守勇记得，有个学校出现结核病例后，他跟着疾控部门去学校筛查。学校管理者询问医生的问题是，这会不会影响学校升学率？ 2017年，湖南桃江四中暴发一场结核病聚集性疫情，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感染结核病的学生经历了少达3个月，多达半年时长的休学，一些学生复课后，被安排在专门用来做实验的科技楼，远离原来的教学楼，依然会担忧受到其他班级学生的“侧目而视”。 《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17版）》规定，菌阳肺结核患者和重症菌阴肺结核患者完成全疗程治疗后，学校凭复学诊断证明为其办理复学手续。 这给学业压力较重的青年患者带来压力。初乃惠遇到过一个正读高三的肺结核患者，担心休学会耽误高考，初乃惠安慰他，结核病治愈率很高，要先治病，“没有好的身体，即使考上大学，也没法上学”。 吴丽娟曾诊治过一个即将就业的毕业生，在入职体检时发现患上肺结核。相比起治病，这个年轻人更担心前途。 高谦曾发表论文，表示目前我国对结核病管理要求过于严格，尤其是面临高考压力的高三学生，确诊结核病后，学生压力变大。这可能会造成学校或学生家长怕休学影响学业，出现瞒报的情况。 他根据我国的规定推算，患病学生至少需要休学5个月，但目前我国诊断的学生病例绝大多数是菌阴患者，不存在传染性。 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结核病指南里，没有对于学生结核病患者的休学时间作明确规定，菌阳患者经过2-3周，菌阴患者5-7天治疗，经医生同意后就可以复学。 “消除患者的传染性与治愈患者是不同的概念。”高谦解释，治愈结核病患者需要数个月，包括细菌学检查(涂片或培养)结果转为阴性所需的数周时间，而消除患者的传染性只需近2周。他建议，患病学生消除传染性后，理应复学。 谭守勇发现，学生患上肺结核后，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沉默寡言，情绪低落，担心受到歧视，从而易怒、急躁。即使复学后，“我们也不能单纯说这个病人已经好了，可以复学了（就行了）。怎样管理，包括复发、心理辅导，都很重要。” 他举例，一个因病休学留级一年的同学，回校后原班级已经换了一拨儿新同学，新同学议论他过往的病历，加剧这个男孩内向孤独的性格，以至于放弃学业，经常去喝酒。也有一些学生因为复学感觉功课落下太多，埋头苦读，反而容易复发。 谭守勇认为，学校老师需要学习结核病的知识，向学生宣传结核病防治知识，并减少患病的学生与其他学生的心理隔阂，确保不产生歧视的心理。 从结核病的大环境看，社会对结核病人的歧视依然存在。高谦举例，有工作的雇员不愿被雇主知晓病情，以防被辞退；学生患者也存在相似的情况。他呼吁，社会应对结核病人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校园暴发结核病疫情时，找到菌阳患者并及时治疗，避免引起恐慌。 见习记者 魏�� 记者 江山 (责编：何淼、马昌)

本报讯（记者 叶雨婷）在10月16日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学校的体育中考要不断总结经验，逐年增加分值，要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的水平。“目前，云南省已经做到了从今年开始体育中考跟语文、数学、外语一样都是100分。而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不断总结经验，立即启动体育在高考中计分的研究。”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工作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署。 王登峰表示，“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体育中考的方向，而且要进一步扩大它的分值和影响力，同时开展高考录取中体育素养如何评价、如何计分的研究。美育中考要在试点基础上尽快推广。” 此外，王登峰提到，目前全国已经有4个省开展美育中考计分，同时还有6个省、12个地市已经开始了中考美育的计分，分值在10分到40分之间，云南省从今年开始要增加到40分。“这个试点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下一步我们要把美育中考的工作做得更加扎实，到2022年力争全覆盖，全面实行美育中考。” (责编：何淼、熊旭)

2020年，“低龄留学”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外通航障碍重重，留学生回国成了一大难题。其中未成年的“小留学生”因为年龄尚小，自理能力难与成年学生相比，面对的风险也更高。在各国纷纷施行边境管制后，家长们焦急万分，联名请求政府包机接“小留学生”回国的新闻屡见报端，引发了社会热议。 参与讨论的声音高低不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家长担忧孩子无可厚非，疫情是全社会都要面临的风险；有人觉得从高风险地区接回留学生是增加国内抗疫压力……从国际教育这一单独领域延伸出更广泛的讨论空间。 随着近期许多国家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国际航班正慢慢恢复，这一话题的热度也逐渐冷却，但沉淀之后问题仍然存在，“低龄留学”的未来趋势如何成了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重点。 催生“低龄留学”的因素 2000年前后，中国本科留学生数量还相对较少，2005年之后，本科留学生开始增加，2010年以后虽然未成年出国学习的学生明显增加，但是数量不及本科留学生，尚未形成规模，学生整体发展的大数据也难与成年学生相比。但是近年来，未成年学生出国学习的热度逐步上升，“低龄留学”的利与弊也越来越被广泛讨论。“小留学生”是当前时代背景的产物，讨论这个问题要看到它产生背后的各种因素，从主观与客观分析家长选择送未成年孩子出国的动机。 从主观角度讲，由于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在新时代发展中产生了变化。经济条件好了之后学生想接受国外的教育，喜欢国外的学习方式。家长也觉得国外的文凭和语言能增强学生未来的竞争力。 而谈到客观因素，除经济因素推动教育信息传播，学生与家长借由开阔的视野了解到更多接受教育的渠道外，目前国内教育还存在一些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一部分家庭选择将孩子送到国外。 虽然现在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高中入学率在自愿情况下还达不到100%。实际上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日本和韩国的大学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00%，除非学生自己不想读大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此外，户口问题限制了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的流动，不少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父母，面临着孩子在初中毕业后要返回家乡上高中的难题，这也促使家长将孩子送入工作地的民办学校以便让孩子在接受教育时有更好的选择。 不过，这也产生了另一些问题，很多民办学校成立之后，使用国外课程教学，被称为国际学校，这些学生一旦进入此类学校，很难在高考中竞争过普通高中的学生，最后也只能选择出国。目前国内存在的各类客观因素促使家长送孩子出国，在分析时应当注意到这些实际存在的条件限制。 未成年学生出国学习的问题 随着留学行业在近20年的迅猛发展，家长与学生在进行选择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信息往往是千头万绪。而留学机构也是鱼龙混杂，提供的服务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与学生做好心理准备就显得尤为重要。 很多人认为国外教育环境相对宽松，但这主要是由于国外教师常常扮演的是“引导者”角色。其实，国外教学中，教师以课堂教学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和团队的合作能力，这让在国内习惯了按部就班学习，较少提出问题的学生可能短时间内难以适应。 在课程上，国外实行选修课与走班制，在考核方面则是从课堂表现、课外活动、出勤率和考试成绩多方面综合评价，与国内中学阶段教学方式很不相同。很多学生和家长可能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导致学生出国后难以融入国外的教育体系，其实国外学生之间竞争压力也很大，只是实践方面更多一些，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不同就认为国外的基础教育不如国内，考不过中国孩子。 除了教育环境和教育理念的差异，小留学生出国后还会遇到几方面的“水土不服”，对尚未成年的孩子们而言，成长阶段中遇到的这些困难往往影响更大。 第一就是生活方面。由于尚未成年，学生们只能选择学校住宿或家庭寄宿的方式，这是给他们的第一重考验，学校住宿让学生们体验到很多‘第一次’，如果在国内家长帮学生做得太多，孩子学会自立的适应期会很长；而家庭住宿的也因为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很多学生中途更换寄宿家庭，毕竟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国际化视野，大多寄宿家庭还是按照本国思维在照顾这些小留学生。 基本生活解决之后，出国学习的未成年学生还要面临开拓社交圈的问题。很多孩子留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没有建立起新的朋友圈，宅男宅女到国外还是宅男宅女，业余生活没有丰富起来。 而这些表层问题进一步发展，造成的是更深层次的心理适应度与价值观、人生观塑造的问题。近几年来，出国学习的未成年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国内外的巨大差异，学生容易从心理失衡到心理孤独，容易出现焦虑和忧郁等问题。现在已经有不少英美企业针对留学生心理辅导推出了业务，这也侧面警示我们应当重视留学生心理问题。我们不要一谈到心理问题就认为是“有病”，这可能是短时期形成的可调整的心理落差。 第二是文化的差异方面。东西方文化差异也深深影响着这些尚处于人格塑造期的孩子。近几年，“香蕉人”的说法流传甚广，“外黄内白”的出国学习的未成年学生们往往在国内外都处境尴尬。一个人即便在国外读高中、大学直到工作，多少还是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思维和意识形态，但他形成人生观、价值观时又受到外国的影响。他们可能与父母渐行渐远，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处理问题的思路也不尽相同。然而这次疫情又让我们看出，尽管大部分人在国外有了归属感，仍然无法避免遭遇种族歧视，特别是前段时间，我国针对澳大利亚发出留学警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低龄留学”造成的最大问题在于，学生容易形成不够全面的认知，学生太小，对中国的事情不了解，只了解国外的情况，抵御能力和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也比较弱，这方面可以说是弊大于利。 树立科学理性的教育观 这里希望现在所有留学行业从业者都能保持教育的初心，从教育本质出发，而非只看到经济效益。不提倡也不鼓励未成年学生过早出国学习，要踏踏实实地对出国学习的学生作好评估。学生一定要具备相当的综合能力，才能让留学成为人生的助力――独立生活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理财能力，以及活跃的思想和善于交流的性格，这些对未成年学生在国外的生活都至关重要。 至于“如何避免低龄孩子留学后成为‘香蕉人’”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任何人都控制不了。如果家长将年龄过小的孩子送出国门，那么孩子势必会受到国外文化的深刻影响。为此，也希望家长能够杜绝攀比心理，真正为了孩子的前途投入心力。我们认为留学是可以一生受益的高回报投资，但家长的教育投资不是乱花钱，是为了将孩子塑造成真正的人才，如果仅仅为了攀比、跟风，就把年龄很小的孩子送到国外，这样的做法未免有些自私。 其实无论在哪个年龄段出国学习，只要怀揣梦想，希望自己成为国际化人才，在求学层面上，早去晚去都一样。而从思想层面上，面对外界不同的诱惑以及良莠不齐的信息，本科阶段的留学生有更好的辨别是非能力，去粗取精，但是恶劣的东西如果被他们吸收，养成不好的习惯，也同样失去了出国学习的意义。出国学习的目的在于学到优秀的东西为我所用。所以出国学习“好饭不怕晚”，没有必要过早出国。 （作者：印凯，为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兼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责编：何淼、熊旭)

本报讯（记者 叶雨婷）10月15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0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24个中国顶尖学科并列各校之首。中国人民大学以10个中国顶尖学科位列全国第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各有7个顶尖学科，浙江大学拥有6个顶尖学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各有5个。 据了解，排名榜单包括96个一级学科，各个学科排名的对象是在该一级学科设有学术型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的所有高校，发布的是在该学科排名前50%的高校。共有485所高校的4946个学科点上榜。如果以全国前2名或者前2%作为“中国顶尖学科”的标准，根据统计，共有90所大学的236个学科点入选顶尖学科。 在这其中，全国8所高校上榜学科数超50，浙江大学居首位。 按照上榜次数统计，浙江大学有59个学科上榜，领先国内其他高校，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紧随其后，各拥有58个上榜学科，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的上榜学科数也都超过50个。 苏州大学是上榜学科数最多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有43个学科上榜；深圳大学是上榜学科数最多的非“双一流”高校，共有37个学科上榜。 从各省级行政区的上榜学科数量分布看，北京占据绝对优势，在各层次的学科数都高居全国第一。上海的前两名或前2%学科数和前5%学科数均位列全国第二，顶尖学科数量优势明显。江苏的前10%学科数和前50%学科数均位列全国第二，彰显了雄厚的整体实力。湖北、陕西、浙江、广东等省的顶尖学科数量和上榜学科总数也都处于国内前列。山东、四川、湖南的上榜学科总数均入围全国十强。 如今，中国高校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亮眼。 在不久前公布的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中国内地高校在10个学科夺得世界第一，分别是清华大学（通信工程）、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武汉大学（遥感技术）、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和中南大学（矿业工程）。 从中国内地高校的上榜学科数量来看，北京大学最多，共计47个学科上榜。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分别以45个、44个、43个和42个上榜数分列前五。此外，北京大学有32个学科位列世界百强，也是中国内地高校中百强学科数量最多的高校。清华大学有13个学科跻身世界前十，是中国内地高校中前十名学科最多的高校。 据悉，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指标体系包括人才培养、科研项目、成果获奖、学术论文、高端人才5个指标类别，下设16个指标维度，共计50余项反映学科竞争力的客观量化指标。排名数据全部来自第三方数据源，如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和国内文献数据库等。   (责编：何淼、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