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人才是可以扎堆出现的。”提到南京大学国家实验室实验班（以下简称“国家实验班”）对基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意义，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主任邢定钰最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扎实的数据支持。 　　自2009年创建以来，“国家实验班”已经培养出近百名优秀博士。据统计，第一届“国家实验班”中物理学院的27名学生，近一半只用4年就取得博士学位，超10%的学生获得了南大优秀博士生毕业论文，远高于普通培养模式的数据。目前，从“国家实验班”毕业的大部分学生均在从事与学科相关工作。以第一届“国家实验班”为例，41名毕业生中有近一半在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慕尼黑大学等国内外一流大学从事教学以及研发工作。 　　基础学科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源泉，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是仰望星空的“领跑者”。南京大学国家实验室实验班在十余年的探索中，不断积累可推广的经验模式。针对目前创新型领军人才选育的症结，“国家实验班”是如何精准高效选拔和培育创新型人才？“国家实验班”何以能让青年优秀人才“扎堆出现”？ 　　研究型领军人才的培养基地 　　时间回到2009年。 　　彼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机遇期――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的召开，正式吹响“建设人才强国”总号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通过，更勾勒出了未来教育改革的路线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实现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但在面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样化需求的问题时，总体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存在着成才率低、流失率高、教育资源浪费大等问题。 　　为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邢定钰等国家实验室相关人员于2009年提出创建微结构国家实验室实验班的设想――以国家实验室的名义，面向物理、化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三院招生。按照设想，“国家实验班”将利用正在筹建的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为实体，定位为物理学、化学和材料学等学科，选拔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验技能过硬、思维能力出众和对前沿科学敏感度高的研究型后备领军人才。 　　在学校领导及相关部处的大力支持下，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实验班于2009年获批并启动。“国家实验班”采用本科―硕士―博士八年一贯制培养方式，科研资源集中、师资力量丰厚、培养模式先进。之后，赶上教育部“2011计划”的协同创新机遇期，南京大学又正值研究生创新教育的调整档口，“国家实验班”迎来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由此，领军人才培养的“探索之旅”正式启程。 　　助力科研的革新之路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积极成效。然而，创新型领军人才的选拔培养仍存在着育人导向模糊不清、选拔形式单一僵化、培养过程缺乏连贯等现实问题。 　　南京大学针对人才培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其中包括以“国家实验班”为载体的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新模式，由院士、“长江学者”组成的导师“天团”，不拘一格地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形成了一个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全新模式和平台。综合评价学生，选拔早；不唯学分绩，着重考查学生综合素质；试行导师流动机制，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科研计划；专项津贴解决学生后顾之忧……一项项创新举措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回忆起自己进入“国家实验班”的经历，首届毕业生、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雎长城坦言自己“在大学一二年级时考试成绩不算很好”。最终，他在面试环节脱颖而出，顺利入选。 　　事实上，在第一届进入实验班的同学中，有很多像雎长城一样自推意向强、学术积极性高的同学。“国家实验班”以“学分绩+专业面试”为选拔标准，把综合素质作为主要选拔因素，注重学生自主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聚焦有志于投身基础研究的优秀人才。这种大胆的选拔模式打破传统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局限，从一开始，就为综合水平高、自主能力强的同学提供了后续科研的培养资格与配套资源。 　　“国家实验班”充分尊重学生意愿，从学生兴趣点出发为每个人“量身打造”科研计划。秉持“对导师负责，对学生负责”的双向选择机制，试行导师流动机制。这样一来，不仅学生的潜能得以激发，导师在培养过程中也能有的放矢，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浪费。 　　第一届入选“国家实验班”的唐峰就在这种自由轻松的学术氛围中找到了最适合的研究方向。“理论、实验、计算等，我先后换了4个课题组。”唐峰表示，实验班不仅拥有大量具有过硬学术资历的优秀导师，而且这些“大咖”级老师还是“共享”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更换导师，甚至是研究方向。2019年，唐峰以第一作者身份先后在《自然》《自然・物理》《科学・进展》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三篇学术论文，成为青年科研新星。 　　为了让同学们全心投入科研学习中，“国家实验班”在本科期间每月发放专项津贴，并通过入学一次性奖励和“英才计划”等方式，尽可能提高学生待遇。“我是农村出来的小孩儿，当时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出去做兼职，进入实验班后，专项津贴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可以专心做科研。”雎长城说。 　　培育有归属感的创新力量 　　“‘出口决定进口’，最好的生源绝不能放跑。”“国家实验班”导师吕笑梅认为，除了创新的机制、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等，如何更好地结合政策吸引优秀学生的加入，并将优秀学生留在国内发展是我们人才培养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谈及在“国家实验班”的经历，胡逢睿印象最深的，还是8年生活积累下来的集体归属感。“‘国家实验班’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读研期间同学们交流很多，一起发表文章，平常私下关于实验的想法也多有交流。” 　　不仅是胡逢睿，雎长城的8年科研生活也深深受益于“国家实验班”的建制。“我们是以一个集体的形式进入‘国家实验班’的，同学间通过合作解决了很多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毕业后的雎长城和同学蒋尚池继续合作，共同创办了高新科技公司――南京迈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攻精密仪器研发和制造，在半导体高新行业为国家卡脖子问题努力探索研发。同时，他们还为南京大学PT实验室的建设出谋划策。 　　据了解，“国家实验班”专门配备一名教师作为班主任，尽力为学生营造思想碰撞和合作交流的氛围，组织各类班级活动，如班级座谈会、迎新年聚会、暑假参访校友企业等。这种协同创新的班集体模式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打破了研究生通常只在课题组内交流的壁垒，有利于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成果产出。 　　这样的集体归属感也慢慢升华为学生们对祖国的一种认同。 　　“国家实验班”绝大部分同学出国深造后，仍选择回国发展。“我的导师于扬老师在国外学成后，毅然选择回国。”第一届“国家实验班”学生龚明现就职于中科大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他追随导师的科研步伐，前往海外进行联合培养交流，博士毕业后同样选择回国。 　　“回望南京大学‘国家实验班’的人才培养探索过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足的反思。例如，由于超前意识导致经验不足；在实际执行时，硕博学制衔接、延期期间的博士待遇解决不很顺畅，研究生培养阶段班集体建设、使命感培养还需加强等等。”邢定钰表示，今年，教育部推出“强基计划”，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本硕博阶段的贯通培养。“国家实验班”将不断进行创新与教学改革的探索，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 　　（本报记者 苏雁 本报通讯员 齐琦 于�晗） (责编：何淼、孙竞)

　　本报南京11月19日电  （记者李晓晴）“十三五”以来，全国农民教育培训整体迈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约2254万人，占主体的高素质农民超过1700万人。 　　第三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日前在江苏南京举办。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我国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达到500万人，直接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11万人，涉农高等职业教育首次面向农民扩招达3.5万人。 　　农民教育培训是提升农民素质、增强现代农业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部实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农民受教育渠道大幅拓展。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农民的素质结构持续改善。 　　《 人民日报 》（ 2020年11月20日 07 版） (责编：孙竞、何淼)

原标题：“双高”建设归根到底 要让学生有获得感 以改革创新为主基调的“双高计划”，正在引领着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未来的走向。 近日，在天津职业大学召开的京津冀双高建设联盟成立大会暨高峰论坛上，“双高计划”在中国职业教育改革这盘大棋中如何落子，该往何处走，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成为会场中最热的话题。 为建设一批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而启动的“双高计划”，被称为职教版的“双一流”。 去年年底，首批入选“双高计划”的名单出炉，这些“标杆”学校如何培养人才、如何重构专业建设，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双高计划”项目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走访了全国多个省份的上百所院校，在调研访谈中他注意到，“有的总喜欢强调说，‘我们做了一项重大的改革’，我建议他不要只强调改革，而要把学生是否有获得感作为最终的目的。” 专业群建设 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 对首批入选“双高校”的天津职业大学而言，其成长的40年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路同行。 在中国如同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快速前行的几十年中，以天津职业大学为代表的职业院校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要实现中国梦，需要方方面面的人；要有高精尖的人才，也要有一线蓝领工人。”校长刘斌说，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校也赶上了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我们是首批高职示范校，现在又站在了‘双高校’的新起点上。” 如今，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对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迫切。对职业院校而言，新的目标已经设立，要创造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要走到世界职业教育的前列。 与此同时，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刘斌说：“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不能按原来的模式培养人”。 “双高计划”绘制的职教发展蓝图中，专业群建设被认为是高职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黄达人表示，如果说学科建设是普通本科高校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那么推进专业群建设，就是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的关键所在。 区别于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注重宽口径，面向市场、面向岗位的职业教育，更突出针对性。这意味着，毕业生既要出了校门到企业就能干活儿，又要有未来岗位的迁徙能力，那么组建专业群更符合当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需要。 通过调研，黄达人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变，即通过专业群建设，许多学校对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构，从原来线性的课程体系变成网格状的课程体系，增加公共基础课，减少了重复课。一些学校由教师团队负责课程群的开发和建设，改变了以往教师单打独斗的局面。 在重构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时候已经出现一个新趋势，即在岗位和职业能力的确定问题上，一些高职学校把人社部出台的职业分类大典作为参考，同时更关注行业内龙头企业的标准，因为，那才是行业的最高标准。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明确要求，15%的毕业生要拿到华为的行业高级证书。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贸专业群负责人告诉黄达人，以前人才培养对标“国标”“行标”，现在直接对接龙头企业阿里巴巴，规定超过30%的毕业生要获得企业的证书。 这样的结果也使得学生的选择变多了，学生可以在专业群的不同方向中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黄达人认为，这需要学校更加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才能更有利于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不要老盯着学生的短板，要鼓励培养一技之长”，黄达人说，只有教师参与、学生受益的“双高计划”建设才是高职学校应该去追求的。 建创新服务平台 要让师生参与其中 尽管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也终于有了与“双一流建设”相匹配的重点建设财政专项投入。但一个现实是，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仍没有达到国家、社会和产业的期待。黄达人认为，其中一个体现就是高职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还亟待提高。 据《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从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来看，全国近3/4的高职学校在100万元以下，半数在10万元以下。 “双高计划”正是要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集中力量建成一批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黄达人认为，这既是学校服务于行业企业、推进校企合作的平台，也是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平台，更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生的平台。 目前，一些学校正在依托原有行业纽带和地方产业基地，开始探索建立针对某个具体行业的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解决技术应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实现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南京国铁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成立了“南京国铁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研发和工程中心整体搬入校内，共建高铁变电所调度实训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合作开发国内领先的基于真实设备的高铁供电故障模拟系统。学校派出老师全程参与研发工作，这些老师紧跟专业领域技术发展趋势，培养实践能力、新产品研发能力，熟悉产品制造流程、了解企业对于岗位技能的要求等。 天津职业大学与世界500强企业林肯（中国）等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在学校设立了同步培训中心，确保最新的企业标准、技术资料引进学校。校企共同组建教师团队，将企业最新技术、产品标准引入教学，开发出课程培养学生。毕业后通过考核的学生可直接被推荐至林肯公司工作。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做过一项统计，参与过平台研发项目的学生，比其他学生的毕业薪酬要高出20%。 黄达人认为，每一所“双高校”对应于专业群，至少要有一个省级平台，这样既能反映学校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也能体现政府、社会和产业界对学校的重视和需求。更关键的是，让教师进入平台、学生进入项目、教学进入现场，工学结合、知行合一。 抱团合作 链接产教融合生态圈 “职业教育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表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一直以来都有着直接关联。 刚刚出炉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绘制了蓝图，邢晖认为在未来5年乃至15年的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必须要跟着国家的步伐往前行。” “合作才能致远。”邢晖认为，合作一直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无论是校际间合作还是校企合作，合作的范围也愈发广阔，从省域内到跨省如今已经遍及全球。 在“双高校”建设中，如何形成一种合作共享的机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邢晖期待，“京津冀双高联盟应该把这种合作带入一个新高度，从硬件合作转向软件合作，从单赢到双赢再到多赢，“最终的目标是高质量发展。” 在此次京津冀双高建设联盟成立大会上，天津市教委副主任白海力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从顶层设计开启了三地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相辅相成的新征程，他认为，“双高联盟”成立必将产生聚核效应。 刘斌认为，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本就有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内外部资源交融的“跨界”特性。目前学校根据天津市不同区域的区位特点和产业特点，实施了“一区一策”，创新“区园行企校”的产城教合作模式，搭建实体化校企合作平台，通过资本融合、资源融合、人员融合等方式，让企业在与学校合作的过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双高计划”让职业院校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刘斌认为，更应主动应对外部变革，全面顺应发展趋势。去年年底，天津职业大学提出京津冀双高建设联盟的设想，就是要将学校的建设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发展战略更进一步统一起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走过几年，目前，三地部分高职院校之间已经建立起学生互派、基地共享的合作基础。刘斌设想，下一步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模式，在区域内实现产业互补、资源共享，进而链接出更深层次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生态圈，“我们要打造出区域职业教育的专业品牌、师资品牌和毕业生品牌3张名片，让双高校真正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我与空碗合张照 “天地‘粮’心，珍食莫蚀。”“饮水要思源，吃饭当节俭。吃多吃少，光盘正好。”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食堂里，精炼而醒目的提示语，让人不由得自省：今天，我“光盘”了吗？ 一到午餐和晚餐时间，武铁职院的食堂就会出现一支“监督队”，他们不厌其烦地提醒师生们既要做好防疫期间的安全就餐，也要注意珍惜每一餐饭、节约每一粒粮。 “只有学校人人都成为我们‘光盘行动’的宣传员，才能营造良好的‘光盘’氛围，最终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武铁职院学工部部长谢刚介绍：“学校通过召开主题团日、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们从身边小事谈起，深入剖析有哪些浪费行为，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推动‘光盘行动’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 武铁职院团委副书记柯婷说，学子们通过参加防汛、抢种抢收等志愿活动，采菜、耕地等劳动教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在武铁职院，“我与空碗合张照”、“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演讲比赛等主题活动，得到学子们的踊跃参与。看到一张张捧着空碗空盘的照片，有学生留言说，“我顿顿都是加饭，不剩一粒米。是不是也能上镜？”“安同学差点就成吃盘行动了”。 不仅如此，学校在突出对师生“光盘行动”宣传的同时，更在优化餐厨流程上发力，出台相关文件进一步规范校内餐饮服务企业，优化采购、仓储、加工、厨余处置等环节，杜绝各种形式的浪费。 按需取餐、科学点餐，珍惜粮食，不负好“食”光，已然成为武铁职院师生的自觉。 本报记者 夏静 张锐 本报通讯员 刘莉琳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灵活就业的年轻人:努力活成想要的样子 　　“5年前我一定想不到，自己会把拍摄Vlog当成职业。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热爱记录这件事。”11月20日，抖音优质内容创作者@ItsRae在她最新发表的Vlog里喊出，“现在的我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 　　这几年，伴随新经济形态快速崛起，越来越多和Rae一样的90后、95后们选择灵活就业，一边享受工作自由，一边坚持内心热爱，“铁饭碗”已不再是择业的唯一标准。 　　美团研究院近期发布的《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显示，生活服务业灵活就业从业者以20-35岁的青年人为主，该年龄段从业者的占比高达82.2%，其中90后灵活就业从业者超六成。 　　“努力活成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哈喽，我是Rae”，每一条视频开头，Rae总会先露出阳光般笑容。不过最初她要辞职专心做视频时，却受到了许多不认可：你会养不活自己，没有人会看你的视频等。就像在视频中打破写满“不可能”的玻璃，她在相机前一遍遍练习说话，自学技巧，策划选题。为了专心剪辑，她曾憋在北京一间宾馆房间里几天不出门；旅行路上，停车后坐在后备箱上，打开电脑就开始工作。 　　如今，她获得抖音平台1200多万粉丝，还登上2019年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有网友留言说她“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她则开心地说，“在做视频这件事情上我也在积攒能量。” 　　近几年，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释放出的旺盛活力，让90后更加青睐灵活自由的新就业形态。今年7月，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了一批新职业。其中以“互联网营销师”为代表的新职业备受关注，95后江苏女生杨笑便是其中一名。 　　几年前，在大学读表演专业的杨笑还在剧组跑龙套、接拍广告，月入四五千元。搭上淘宝直播的发展快车，杨笑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刚起步时，不会推销产品的她只能从百货商品卖起，“摸不透大起大落的流量”着实让她焦虑很久。 　　不过，让她最自豪的是父母的支持。他们逢人便打开手机直播页面说，“这是我女儿在直播卖东西”“这就是电商”，他们还在直播时帮助杨笑做整理产品、整理优惠券等辅助工作。杨笑回忆说，直播间第一次迎来流量破10万时，妈妈陪她直播了9个小时。 　　如今，每天上播4个多小时成了杨笑的生活常态，她也拥有了9人小团队进行选品、招商和运营，年销售额达3000万元以上。杨笑很享受这种自由切换工作和休息的状态：直播时认真推介产品、和粉丝互动；直播之余，她和其他小姐妹一起组织了女性商学院，参与直播培训教学；想休息时，就给自己放个假。 　　很多人好奇，做自由职业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90后自由职业女青年”吴百万在知乎平台分享了她的答案：曾经一想到“明天要上班打卡就头皮发麻、脑袋一空”，现在早上7点半起床吃早饭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没有计算一天的工作时长，但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读书、看电影和健身，其余时间都在工作。偶尔偷个懒，还被危机感抓个正着，便立刻正襟危坐起来。这份职业成就了我的生活态度。我所追求的生活，大致如此了”。 　　灵活就业蓄水池仍需精心维护 　　10月底，“滴滴出行打造灵活就业蓄水池”的新闻，让90后专车司机黄传祥激动了一把。在这个“蓄水池”里，他是最先“尝到甜头”的年轻人之一。 　　高中毕业后四处“打零工”，考取驾照后和朋友一起兼职滴滴代驾；借款买小轿车开始接单快车业务，“一咬牙一跺脚”又贷款买了新车，成为专车司机。这几年，黄传祥的滴滴产品体验实现了“大满贯”，收入从一两千元到现在每月稳定在两万元左右，他喜不自禁。 　　每当夜幕降临，黄传祥便会换上滴滴专车司机“标配”的白衬衣和黑外套，设置好接单方向，从北京顺义出发，精神抖擞地开启工作，直到第二天早高峰到来，他才收车回家休息。父母在顺义经营着一小片种植园，白天，他偶尔也会去帮帮忙。 　　黄传祥给这份“自由”加了两个限定词：多劳多得，天道酬勤。疫情期间，在做好保护措施的同时，他几乎没有停止接单。“年轻就应该多奋斗”，对于未来生活，他充满了希望。 　　今年年初以来，灵活就业在疫情下优势逐渐凸显，人力资源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出行服务、快递物流、外卖、直播等行业成为灵活用工高地。拥抱市场变化，小微企业也在不断入局。 　　在广州九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王锐旭看来，如何高效、合理用工成为企业关注的大问题，同时，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自由工作，“灵活就业模式可以很好满足双方的需求，这次疫情，也提高了企业和求职者对灵活用工的接受度。” 　　与王锐旭想法类似，张震北创办“全球云端”零工创客共享服务平台，自由撰稿人、设计师、财务人员等自由职业者可以在平台上“接单”，并获得短期入职、合同签约、成果验收、工资发放等一站式服务。从去年4月上线至今，1000多家企业已在零工创客共享服务平台上完成注册审核，并为两万多人次提供零工岗位。 　　在为企业和自由职业者进行对接时，“针对灵活用工的保险还不成熟”成为他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他发现，“很多公司为短期工购买‘雇主责任险’，按月投保，但如果只是三五天的工期，又应该怎样精准投保？”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从5方面提出了14条措施，专门提到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随后，北京、山东等地纷纷出台政策，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支持。这让他有了信心，“未来两三年，灵活用工供应链趋于健全时，行业市场将会有更大发展”。 　　最近，九尾科技旗下“兼职猫”又有了新动向。王锐旭介绍说，他们也在尝试与各地政府沟通，打通和链接各个政府平台，让灵活就业人员通过兼职猫平台即可购买社保。 　　不过，他也发现，灵活用工市场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网上寻找兼职，如果没有经验容易受骗；如何高效、完美匹配企业需求和求职者，仍是平台需要突破的重要方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责编：郝孟佳、熊旭)

人民网北京11月30日电 （记者孙竞）“让我们给故宫写信吧！写给书画器物、花园丽宫；写给历史人物、学者藏家；写给宫廷建筑、瑞兽祥云；我们可以探究问题、分享知识，也可以交流思想、表达感情……” 11月27日，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与故宫博物院、国家大剧院联合主办的“见字如面・对话故宫”书信交流活动在故宫博物院报告厅启动。9位学生代表向全市中小学生发出倡议：“期待我们一起，见字如面，对话故宫！” 见字如面 7位中学生发起书信交流活动 今年疫情期间，北京市7位初中生发起了“拿起纸笔・见字如面”书信交流活动，号召同学们以书信形式交流，弘扬传统文化，感受独特魅力。9月10日，北京市教委发出第二期活动通知，鼓励倡议同学们远离手机，拿起纸笔，参与书信交流和朗诵活动。截至目前，前两期活动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市中小学生的书信作品4000余封，举办了两次线上朗诵展演活动。 会上，北京市第五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附属小学等26所中小学校被列为“见字如面”书信交流活动试点单位。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刘宇辉表示，此次发起的“见字如面・对话故宫”书信交流活动，一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让其固化在青少年身上，形成情感和习惯；二是依托教育融媒体平台，探索馆校合作、融合育人；三是通过文物活化利用，丰富学生的综合实践活动，提升育人效果。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程建华表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本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是“打底色工程”。组织青少年走进故宫、感受故宫，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融入体验性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于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走进故宫 充分实现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近期，教育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要求各地教育、文物部门要加强协作，共同探索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创新模式。 “未来，故宫博物院欢迎更多学生走进故宫，了解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拿起纸笔记录心中感悟，让古老的故宫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向青少年发出邀请。他介绍，故宫博物院目前已形成多样完善的课程体系，开发了馆校合作系列课程，覆盖了包括幼儿园、小学六个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大学等12个学龄段。 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王晓燕看来，“见字如面”活动形式新颖，是博物馆与学校教育教学、综合实践有机结合的一种先行探索。我国博物馆资源丰富，新时代如何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让收藏在馆所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成为教书育人的丰富资源，需要系统设计，需要进一步健全博物馆与中小学校合作的长效机制。 “希望以活动为契机，更多资源、更多力量参与进来，让同学们可以走进博物馆，也可以走进大剧院、走进科技馆；可以对话历史，也可以对话时代、对话未来，让校内校外贯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形成‘无所不在’和‘无缝衔接’的融合育人体系，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形成最强大的合力。”程建华说。 (责编：孙竞、熊旭)

原标题：“回流儿童”群体存在严重心理和学业问题 　　“‘回流儿童’既容易被同学欺负，也容易成为校园霸凌者。”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经济学，他同时一直在关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发现与人口流动相伴而生的“回流儿童”群体，特征更为复杂，他们面临比较严重的学业和心理问题，值得关注。 　　他把“回流儿童”界定为有城市流动经历，至少有过一次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求学的经历，但由于各种原因又返回家乡的儿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带来的流动和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了关注。近几年，受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农民工出现返乡潮，以及一些地区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回流儿童”群体出现。 　　研究表明，由于各地入读公办学校和中高考等方面的政策障碍，一般而言，有升学需求的流动儿童都会转变为“回流儿童”。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高中阶段留守儿童有过流动经历的比例大约为15%。 　　11月30日，《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正式发布，宋映泉的研究成果是其中一部分。 　　这项名为“关于回流儿童学业与心理发展的实证研究”的项目是基于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课题组在河北蔚县、涿鹿县、沽源县以及在四川苍溪县、旺苍县的调查得出的。 　　宋映泉和同事发现，无法上公办学校以及父母返乡是儿童回流的主要原因，“回流儿童”中，表现出“回流趁早”的现象，即多数儿童选择在低年级回流。在回流之前，大部分儿童在城市的学习状况，包括公办学校的就读情况、师生关系和学业成绩都较好，但近80%的儿童回流后即留守，与父母见面频次低，且与“非回流留守儿童”相比，更少被老师关心，遭受到不同程度欺凌的比例也更高。这些都导致其对学校生活难以适应。 　　“与‘非回流儿童’的学业情况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的比例也更高，达到了22%。在心理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回流儿童’还是‘非回流留守儿童’，其抑郁风险都在60%左右，其中‘回流儿童’的抑郁风险比例更高，达到了64.26%。”对于后一组数据，宋映泉解释，是采用了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儿童发展抑郁量表，并多次测试得出的。 　　“我们的研究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回流儿童’在学业和心理发展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会影响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也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是社会人力资本的浪费。”为此，宋映泉和同事提出，宏观制度应相应改变，逐步消除流动儿童异地求学，尤其是升学的障碍。同时，在户籍制度改革短时间内难有突破的情况下，鼓励城市务工的父母在让孩子返回老家时做出理性决策，可以让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之下返回老家就读，以尽快适应老家的学校和生活环境。 　　关于“回流儿童”，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还发现，这一群体返乡后存在着“水土不服”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 　　研究组在对从上海回流到安徽老家的“回流儿童”的访谈中发现，很多孩子在返乡后，身上长疹子。但“水土不服”不仅表现在生理上，更多表现在心理上。 　　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心理上有巨大落差，想念原来的老师同学和校园环境；这些孩子大多独自返回家乡，长期住校，生活上遇到了挑战；对新学校的教学方式、学校文化难以适应…… 　　“‘回流儿童’的‘水土不服’不同于普通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都应该给予关注和应对。”韩嘉玲建议，这些儿童的父母应该与孩子提前做好沟通，努力实现在回流初期至少有一个人陪同孩子，不能让孩子被动地接受安排。公益社会组织也可以进行预防性介入和帮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 (责编：郝孟佳、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