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双减”后，考试指挥棒会有变化吗 　　湖南长沙天心区仰天湖桂花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在体育课上跳绳。新华社发 　　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在学习编程。新华社发 　　在重庆北碚区水土街道两江云顶小学，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玩魔方。新华社发 　　【新闻调查・关注学生双减负11】 　　开学不到半个月，不少家长、学生已经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双减”带来的变化――学校的课后服务多了，学生在校时间长了；课外作业少了，而且都在学校写完了。以往家庭里“辅导作业，鸡飞狗跳”的情景少了，匆匆忙忙奔波在补习路上的焦灼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轻松愉悦的亲子时光。 　　一方面，家长们感叹孩子的学习、生活节奏终于回到了正轨；另一方面，记者注意到，一些刚刚从焦虑紧张的“教育战车”上“下车”的家长，心中依然有着疑虑――“孩子总要面临选拔考试，这样的节奏能维持多久？” 　　考试，始终是检验学习成果的指挥棒。在“双减”意见中，对于“考试评价方式”有着这样的表述：“深化高中招生改革，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在北京、上海、辽宁等省市出台的新中考方案中，也出现了增加“校额到校”名额、一些科目开卷考试、一些科目的考试取消百分制转而采用“等级赋分”（成绩分为ABCD几个等级）的方式计分、增加过程性评价等改革举措。 　　在考试评价方式更多元的今天，这些措施能否打消家长的疑虑，恢复良好的教育教学生态？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师生代表。 　　是否把担子压回来，不少家长在观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家长表示对当前的改革很放心，但也有一些家长仍有顾虑。家长们的顾虑分为两类，一类是“担心日常”，另一类则是“担心未来”。 　　北京市东城区小学一年级小朋友豆豆的妈妈李颖就是“担心日常”的家长代表。从豆豆3岁半开始，她的“鸡娃”之路就开始了。“双减”政策出台后，豆豆的培训班从6个变成3个，只保留了数学、钢琴和书法，“语文、英语、口才”被退掉了。但是，她又和别的家长一起，买了不少试卷和教材，决定自己给孩子“加一些作业”。 　　“为什么还要主动给孩子增加负担？”记者不解地问。李颖的回答，代表了一部分家长的心声：“没有考试，没有排名，我对孩子的基本水平心里没底。我的孩子到底处在班里的什么水平段上？每隔一段时间学习有没有进步？我不了解，就无法对他的未来给出预判，也无法制定适合他走的道路。给他买卷子，是为了及时掌握他的学习水平，把他的每一次成长都尽收眼底。” 　　于是，在培训班市场秩序逐步规范的今天，教辅教材市场却渐渐“热”了起来，记者发现，一些教辅试卷在网络平台月销数十万件。伴随着试卷同时附送的，还有“解题分析”，大多数会同时提供二维码，给出一段几分钟的辅导教师授课视频，吸引学生进一步报课。 　　另一类家长“担心未来”，他们的担心主要体现在考试评价上。北京市西城区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蒋林告诉记者：“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都是激烈的考试。以前老师们常说‘一分一操场’，今天哪怕不‘分分必争’了，但是总会有孩子因为分数差异上不了心仪的学校。总会有孩子上北大，有孩子读职高，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能上‘985’‘双一流’。”所以，这些家长心里的“弦”也不敢放松。 　　尽管在采访中，这些家长也坦言，过程性评价、等级赋分等方式给予孩子成长“容错率”，告别了“一考定终身”可能带来的误差，但是，他们还在等待，还在观望，观望着未来是否要随时把学习的担子给孩子“压”回来。 　　减的是学生负担，应该“加”的是课堂学习质量 　　对于这些家长的担忧，教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表示理解，但是他认为，应该首先看到学校教育发生的可喜变化，并明白这些变化的意义所在。“此前校外培训无序发展给学生带来的沉重负担毋庸赘述，同学们可以说是身心俱疲。今天国家提出‘双减’，主要是减掉沉重的课业负担，同时，让校内教育质量再上新台阶，确保孩子们把省下来的时间精力用在最值得的地方，也让家长放心。”顾明远说。 　　他认为，这是改革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高了，孩子们在校内就学懂学会了，同时，分层教学又让孩子们各有发挥空间，这样，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了，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了，家长们还需要对他们的未来放心不下吗？还需要一步步为他们制定计划吗？”顾明远说。他建议家长们转变观念，家庭教育以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为主。 　　北京市特级教师、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何郁同样认为，改革必然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努力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是未来的方向。“其实，可以从文件用词的变化看出此前孩子们的负担有多重。之前我们谈到‘减负’，说的是‘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今天的‘双减’政策，解决的是学生的‘课业负担’。可见学生的负担已经不是‘额外的’，而是重到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到基础教育质量了。家长们应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对学生们来说，‘减负’是迫在眉睫的。”何郁告诉记者。他认为，减的是学生的负担，但随之应该“加”上去的，是课堂学习质量。“在学校，要让孩子们在学习上‘吃饱吃足’，在题目上‘练会讲透’，在学校学得越好，家长们就会越放心。”何郁说。他建议家长，不要把文化课试卷看得太重，让孩子主动学习、快乐学习、全面发展才是良好的教育教学生态。 　　完善过程性评价，评价结果要“可感知” 　　考试评价体系改革关乎着“双减”的效果，如何改，能否打消家长的顾虑和疑惑？不少地方已有近年来改革的新鲜经验。如上海市推行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评价体系，整个体系由“学生学业水平指数”“学生学习动力指数”“学生学习负担指数”“教师教学方式指数”“学生品德行为指数”等十大指数构成，运行一段时间以来，学生的学习动力、师生关系等都有明显进步。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家长仍对分数有“执念”。有家长谈到，“分数是最公平的”，担心当前的“过程性评价”、等级赋分等方式可能会导致大家都差不多、拉不开对比度的现象，所以不敢放松对分数的追求。对此，何郁认为，尽管“过程性评价”着眼于日常表现，但是，“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学习的状态、深度、广度及其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力量感，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家长肯定看得到，学校当然也看得到。未来对于‘过程性评价’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使其进一步细化，尽量让它成为一项更加可以‘感知’的评价指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谈到这样一个事例：当年清华大学招收赴美留学生时，年轻的钱学森报名参加选拔考试，数学却没有及格。老师们分析钱学森的数学试卷，发现他是在没有学习微积分的情况下写出的答案，很多解法有独创性，加之别的科目成绩优异，最终依然给了他留美机会。储朝晖认为，这也是“过程性评价”的一种：从学生的试卷解题中，看出他的潜能。他认为，未来的“过程性评价”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力。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认为，关于考试评价的改革，还应该注意“升学考试要针对不同学段的特点进行”。他认为，除了考试，要改革的还有招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石，小升初上下衔接应当尽量减少竞争现象。同时，中考不是高考的预演、不是选拔性考试，应该主要关注对学生义务教育成果的检验，并依据学生个性特点适当分流，推动因材施教。”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罗志敏认为，解开评价难题还应该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让孩子从生活中学习，从实践中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材观、职业观，及早在孩子心里种下有利于未来全面发展的种子，这样，也能让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更有信心”。（记者 姚晓丹）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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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温璐、孙竞）在第三十七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21年“最美教师”获奖名单。 (责编：温璐、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大别山区这一家：五代11位教师 累计教龄270多年 　　图为周海臣拿着老照片回忆往事。　游家明　摄 　　中新网信阳9月9日电 题：大别山区这一家：五代11位教师累计教龄270多年 　　作者 韩章云 李映 　　教师节临近，周顺之的手机也开始忙碌起来，接到的电话很多都是父亲周海臣的学生打来的，“他们问候父亲身体健康，让我向父亲转达教师节祝福，也有计划近期回来看望他的。” 　　每年教师节前夕，“扎堆”收到学生们的祝福，成了周顺之家族再常见不过的事情。这个深处大别山北麓的河南信阳商城县家族，一家五代人中有11人从事教师职业，他们世代扎根大别山区，累计教龄超过270年。 　　图为周海臣88岁生日时，学生们为老师祝寿。　游家明 摄 　　早上在村里散步、白天看看书、傍晚7点准时看新闻……今年95岁的周海臣养成了这样的生活习惯。尽管从教育一线退休数十年，老先生仍保持着对知识的热情和对外界的好奇之心。 　　周海臣是这个大家族的第三代，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教师。 　　根据周家族谱记载和周家人讲述，周海臣的曾祖父周益果是清代光绪年间的秀才，在家乡开办私塾，为农家子弟传授知识，他们是家族的第一代教师。 　　图为周海臣向孙女周启玉传授教学经验。　游家明 摄 　　周家族谱记载显示，周海臣的祖父周天才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汉文教习。他告诫后人：一个人只要从小认真读书、刻苦钻研，掌握了丰富的知识，长大后定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受前两代影响，周家也逐渐形成“热爱读书、耕读传家”的家风。20世纪50年代，周海臣师范学校毕业后，便返回家乡执鞭从教，投身乡村教育事业。 　　图为周家族谱记载着这个五代教师世家的教育脉络。　游家明 摄 　　“那时农村不识字的人非常多，我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在火堆旁教乡亲们识字。”周海臣回忆，当时的教学条件非常差，没有教室，村子里四处漏风的祠堂当教室；没有课桌椅，村民就把家里的床板、门板拆下来拼凑在一起；没有教具，自己动手制作。 　　“长方体、三角板、圆柱体、天平……都是我用木头或者是硬纸板做成的，我不善木工，做这些东西太难了，特别是制作天平这类相对精密的教具，涉及到挖槽、钻孔、对榫、刨平等多种工艺，做成一个得一两个月。”周海臣回忆说，往往教具做成了，手也被扎得伤痕累累。 　　周海臣还注重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担任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时，他经常组织演讲比赛、作文竞赛、数学竞赛、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农村没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但他每学期都会带学生们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陶冶情操。 　　图为周海臣自制教具样品及获得的各种荣誉老照片。　游家明 摄 　　教书育人39年、把学生们视为己出，周海臣的学生们一直记得他的恩情。 　　学生熊斌芳回忆：“小时候上学途中，路过一座木桥不慎踏空，危急关头周老师从河里将我救起。在后来求学生涯中，也是周老师多方奔走圆我上学梦。” 　　如今，熊斌芳也成为一名教师，像周海臣一样，扎根农村帮助更多农村学生圆梦。 　　在周海臣的言传身教之下，长子周世之、三子周顺之都选择执起教鞭，从事农村教育。 　　在当地农村小学任教36年的周顺之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父亲对他的人生选择有很大影响。“父亲一生教书育人，备受乡邻尊敬，我也想像他一样，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让教育改变农村面貌，实现乡村振兴。” 　　除了两个儿子，如今周海臣的一个儿媳、两个孙女、两个孙女婿、一个孙儿媳都走上了教师岗位。尽管老一辈人已经垂暮，但年轻人正一个个延续着家族的教育使命。 　　目前在商城县一中任教的周海臣孙女周启玉说，她为自己生长在这个教师家族感到骄傲，“小时候我从爷爷和父辈身上感受到教师是一个受人尊敬、很有成就感的职业，心里早早就种下了当教师的种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让他们有更美好的未来。” 　　这也让周海臣感到欣慰，他也对孙辈们寄予厚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都离不开教育，希望孩子们都能把‘接力棒’传承下去、传承好。”(完)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9月6日电  9月4日，第三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同台讲述我（我们）的育人故事集中展示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举行，本届活动主题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王丽雅、路莎、杨迪之、黄姝等12位来自北京市大中小幼各学段的老师们，共同站在一个特殊的舞台上，向更多人讲述、分享他们作为一名老师的故事。 今年，在建党100周年这个重要历史时刻和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激发广大教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从4月初，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在全市高校和各区启动了第三届大中小幼教师同台讲述我（我们）的育人故事活动，形成了段段讲、区区讲的热烈氛围。 本届活动的突出特点是在“双减”背景下，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投身教育教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倾听教师的生动育人故事，为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北京市委教工委副书记狄涛表示：“对教师最好的尊重是倾听，我们希望通过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人通过倾听老师们的故事，了解老师的工作、生活状态，从中读懂并理解老师的责任、担当和大爱。” 讲述育人故事活动最初是由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创新探索的一项德育活动品牌。2018年11月，北京市率先成立全国首个覆盖大中小幼全学段的德育研究会，研究会重点围绕“一纵一横”，研究解决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工作纵向衔接和学校、家庭、社会横向协同育人问题。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会长关国珍表示：“在多方讨论调研的基础上，研究会尝试以组织教师讲故事的形式来实现德育研究会两个维度的目标。因为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冲突、有情怀；讲故事的形式容易走脑入心、容易人人参与，而且很多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中都有讲述育人故事的基础。” 从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讲述“甘当引路人为国育英才”的故事，到2020年疫情背景之下讲述“家校社携手育英才”的故事，再到今年建党百年之际讲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讲述育人故事活动主题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一个个来自首都大中小幼教育一线的故事，生动记录了首都教师教书育人的鲜活案例，闪耀大爱，感人至深。三年以来，讲述育人故事活动以其独有的优势，逐渐成为北京市一体化德育交流展示的育人平台和教育品牌，也成为促进教师们专业成长的新机制，更是首都广大教师展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风采的窗口。三年以来，育人故事交流活动影响到数百所学校，上万名首都大中小幼教师参与、记录、分享、反思自己的故事。 活动当天，12位来自全市大幼各学段的教师代表在舞台上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在讲述育人故事集中展示活动正式举办之前，北京市各区教委、各高校、中职、中小幼、社会协同育人单位积极推荐了160多个优秀故事案例，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武冬、北京育才学校校长桑春茂、北京商业学校党委书记程彬等26位优秀教师进行前期交流展示。参与此次活动的讲述者纷纷表示，通过参与讲述育人故事这样一个活动，让他们有机会静下心，从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育人故事中，寻找教育的初心，收获作为教师的幸福，也从中凝练教书育人的智慧。 讲述者之一、北京二中教师赵莲峰表示：“我们每一个讲述者都在代表无数站在教育战线上的那些老师们，把他们的教育故事和感悟，借由我们的口讲出来，让更多的人走进、理解、尊重教师这个群体。”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作为今年北京市庆祝教师节的重要活动之一，将把26位老师、特别是12位大会讲述者的感人故事，通过媒体平台进行立体化、持续推广和传播，让立德树人故事唱响京华大地，如教育甘霖滋润更多孩童的心田。 作为今年北京市庆祝教师节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活动得到了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和北京市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联合主办，由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承办。 为推进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2019年起，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在“两委”支持指导下，连续两年举办“大中小幼教师同台讲述我（我们）的育人故事”活动，引导广大教师专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责编：陈畅（实习生）、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9月6日电 （记者李依环）记者从广西大学获悉，2020年至今，该校有138名研究生两次申请均未能通过学位申请审核而不再具有学位申请资格。在导师管理方面，44名研究生导师因指导多人次未通过学位申请审核的（或个别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被界定为“问题论文”），被先后暂停2020年或2021年招生资格。 该校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学校创新理念，锐意改革，不断加强研究生学业管理，学业预警与分流淘汰工作成效初显。 记者了解到，2020年，广西大学全面修订包括《广西大学研究生学位工作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广西大学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2020年修订）》等在内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8大文件体系，通过调整学制及学习年限、构建分层分类培养目标及培养方案，加强培养过程质量审核，建立研究生的学分审核、中期考核、结题考核、学位申请审核等四个审核环节，开展学业预警与分流淘汰，以确保研究生达到预期培养目标，提升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 自2020年3月至今，广西大学约8%的递交学位论文送审的研究生未能通过论文专家双盲评议。约200位研究生对专家评议意见质疑进行学位申诉，经学院受理并提交到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的有20多起，最终均以学位论文质量不高，存在评议专家评议意见所述的各类质量问题，申诉被驳回。绝大多数未通过第一次学位申请审核的研究生经认真修改完善论文，最终通过第二次学位申请审核，被授予学位。 截图来源：广西大学官方网站 根据广西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关于2021年博士、硕士学位申请审核工作的通知》规定，研究生在有效学习年限内，学位申请审核仅有2次机会。学位申请者未对盲审评阅意见加以修改或修改未达要求的，不应取得答辩资格；未对答辩意见加以修改或修改未达要求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不应受理其学位申请审核，或不推荐学位授予。对提交到学校学位委员会审议的学位论文仍存在明显质量缺陷的，校学位委员会可做出不授予学位的决议。 广西大学2021年研究生分流淘汰情况。（数据来源：广西大学官方网站） 据悉，今年以来，广西大学就不同年级在校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选题开题、实践及结题等环节进行学分审核、中期考核、结题考核，对预警后在规定时间内仍未通过考核审核的，经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学院网站公示，共有国内研究生67人、留学研究生32人未通过培养环节的审核或考核。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对67名国内研究生，8名留学研究生做出终止学业，予以肄业、结业决议。对24名因疫情影响无法返校的留学研究生同意暂缓审核考核的决议。 该校有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学校将培养质量进一步纳入教师岗位考评范畴，将指导研究生出现优秀论文或质量问题纳入岗位考核的正面和负面清单，将进一步压实导师职责，推进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责编：李依环、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孙竞）教育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及“双减”“五项管理”督导有关情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新学期要实现课后服务校校开展、全面覆盖。 吕玉刚指出，学校课后服务要体现办学特色，充分挖掘教师潜力，既要为学有困难的学生答疑辅导、指导完成作业，又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拓展学生学习空间，努力满足学生不同学习需求，切实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和有效性。 吕玉刚特别强调，要关心爱护教师，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对参加课后服务的教师给予相应补助。课后服务可以聘任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参与，并充分利用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资源。 如何避免部分学校在利用课后服务或者晚自习时间超纲超前教学，增加学生的负担？在接受人民网记者提问时，吕玉刚表示，教育部对课后服务的功能和质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特别提到‘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这将作为教学工作纪律来要求，违规的也应该严肃查处。 “要坚决禁止将课后服务变成集体的学科教学或者补课，如果出现这类问题，教育部门要严肃查处。”吕玉刚说。 吕玉刚谈到，做好课后服务工作，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特别是要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需求，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开发设置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切实增强吸引力和有效性。 据悉，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要把学生参加课后服务的情况纳入义务教育学校质量评价体系。教育部已建立了课后服务直报系统，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情况。 (责编：李依环、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创新教育硕士培养模式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研究生获全国教学技能大赛特等奖、一等奖 　　天水师范学院是一所1959年建校，2000年升本的地方本科师范院校，2011年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全日制教育硕士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2018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教育硕士同时获批硕士学位授权点。 　　自开展研究生教育以来，学校抓牢“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改革创新、追求卓越”主线，针对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同质化倾向，以问题为导向，以联合培养为载体，强化实践环节，积极探索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模式改革，凸显了教育硕士的职业取向和应用能力培养，为学校持续开展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积累了经验，为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索了路子。 　　一是积极探索教育硕士实践教学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生教育伊始，学校就构建了“理论+实践”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在不断探索完善该模式的同时，学校全面改革了教育硕士实践教学模式和培养环节，积极实施“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实践教学与毕业论文（设计）”相结合的实践教学培养方式，探索构建了“2+10+10+2”教育硕士实践教学培养模式。 　　“2+10+10+2”实践教学培养模式将实践教学有机嵌入到教育硕士培养的4个学期。第一学期开展为期2周的“走进学校，初为人师”教育见习活动。要求研究生完成10课时的听课任务，撰写一篇教育见习总结报告；第二学期研究生进入联合培养基地，开展为期10周的“深入课堂，全面实践”的教育实习活动。要求研究生认真完成12节课的听课任务，8节新课的教学任务，附教学设计、教学反思报告各8份，参加教研活动2次，作业讲评4次，参与主题班会2次，附策划报告1份，撰写调研报告1篇，确定论文（设计）选题；第三学期通过第一学年“理论+实践”所积淀的基本理论、发现的问题及专业发展需要，以学位论文工作为重点，开展为期10周“学研结合，反思提升”教育研习活动。要求研究生结合学位论文完成高质量调研报告1篇，新课课堂教学4节，撰写教学反思报告4篇，组织公开课教学、主题班会各1次，录制1节完整的公开课课堂教学视频，撰写1篇基于校本行动的研究报告，参加教学技能比赛（汇报课），开展学位论文（设计）工作；第四学期研究生在校内外导师的协同指导下，开展为期2周“感悟实践，全面提高”的教育研修活动。要求研究生为学位论文（设计）补充完善必要的数据和材料，设计或组织1次教研活动，完成实践教学综合评价表，提交《实践教学工作手册》等实践教学材料。 　　“2+10+10+2”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突出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理论与实践教学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支撑了优秀中小学教师能力和品质的培养，凸显了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的实践取向。四位一体的见习、实习、研习、研修活动提升了研究生实战能力，在空间上做到与基础教育有效对接；形式上做到多层次、分类别、多阶段、不间断；评价上做到理论学习、教育实践、教育调查、学位论文全程跟踪监控，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构建了“U-G-S-W”教育硕士合作培养新体系。围绕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在教育硕士培养工作中，学校依托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遴选辖区优质中小学（幼儿园）分批建立了21个教育硕士联合培养基地（研修基地），依托中小学“陇原名师”、教学名师、学科骨干建立了24个学科教学研究生工作站。同时，不断完善实践教学基地运行机制，明晰各方责权，逐步构建了高校―政府―中小学（幼儿园）―工作站（U-G-S-W）四位一体的教育硕士合作培养新体系，探索了“高校+行业”双主体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学校依托联合培养基地，坚持学术与实践并重分批选聘校内导师147人，不唯学术，重实践分批选聘校外行业导师101人，有效保证了教育硕士培养中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学校坚持实施“遴选考核”“年度考核”“聘期考核”三级考核机制，建立了“遴选―培训―考核”导师队伍建设体系。学校以导师基础教育研究项目为纽带，近三年投入500余万元，先后立项基础教育教学研究项目60余项，支持专兼职导师协同开展基础教育教学研究，提升了专兼职导师教育教学能力。学校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培训，增强了导师的学理素养和指导水平，使其将理论规约与实践经验实现真正的融合，有效促进研究生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结合，也促进了导师自身的专业发展，支撑了教育硕士实践教学培养模式改革。 　　三是坚持质量第一，努力打造研究生教育品牌。学校通过在招生、培养、双导师协同指导、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学位论文等方面建立全链条的质量保障体系，并通过培养模式的探索创新，使研究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教育硕士”品牌。 　　研究生教育开展8年来，学校累计获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等奖励近30项，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7篇，发表基础教育研究论文500余篇。联合培养基地获全国教育硕士联合培养示范基地1个，甘肃省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4个。教师团队获教育部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省级教学团队10个，省级教学名师6人。导师获批全国教育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及省级课程建设项目50余项，研究成果获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甘肃省教学成果奖10项，20余名教师被评为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指导教师或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汪聚应 左国防 吴原） (责编：熊旭、吴楠)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8月27日电 （记者孙竞）近期，个别地方中小学要求返校学生提供家长疫苗接种证明，引发舆论关注。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能将家长是否注射疫苗作为返校的条件，对个别地方出现的这种情况，要坚决叫停。 王登峰说，国家接种疫苗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既然是知情、自愿，就不应该把本人或是共同生活的人是否接种疫苗，作为开学返校、入校的一个标准。 王登峰表示，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讲，学校的疫情防控要比社会面更严一些。因为校园是一个人群高度密集的地方，中小学又是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所以在疫情防控方面，要做得更加严格、更加到位，这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要从严，也要依法依规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王登峰强调，“不能把这一条作为开学返校的条件，是依法从严实施疫情防控的一个具体体现。”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 近期，网络出现“最新！教育部终止286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等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日前，教育部表示，有媒体在未经核实情况下，将教育部2018、2019年公布的信息以“最新信息”发布，对社会公众造成误导。 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教育部不断完善中外合作办学退出机制，2018、2019年共依法批准286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止办学，并向公众发布了有关信息。批准终止的机构和项目中，大部分为经中外合作高校自愿协商并主动提出终止办学申请，还有部分存在优质教育资源引进不足、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在教育部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中不达标而终止办学。 一直以来，教育部不断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事中事后监管，采取定期评估、年度报告、专项核查等多种措施，规范办学秩序，提升办学水平，推动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退出机制是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的重要环节，建立从准入到退出的监管体系，有利于实现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保障学生权益，提升社会满意度。 (责编：温璐、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